遏制政策的彻底垮台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军事战略所引以为基础的威慑的概念，不能和遏制的观念同时发生作用。在不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威慑是最成功的。基辛格问道，如果没有东西来证明实力，实力又怎么可能显示出来呢？不可避免地，杜勒斯想在实力一旦显示以后即进行谈判的主意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由于杜勒斯不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他不过是造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而当苏联的核武库开始扩大时，情况甚至更加恶化了。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又提出了一种在基辛格看来完全是荒谬可笑的论点；现在认为既然追求实力已引起了一种僵持的局面体么，为了使苏联能够放心，这种软弱就可能导致问题的解决。有些人认为，似乎拥有实力就会对谈判不利。
人们把大量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级会晤的可能性上。基辛格写道，1960年巴黎最高级会谈流产以后，多年来被称为是解决一切紧张局势的灵丹妙药的公式，结果被看作是“对外交的讽刺”了。个人外交过去曾经被认为是结束冷战的一个办法，而现在却被看作是应该对冷战的继续存在这一状态负责了。赫鲁晓夫的“皱眉头”成为西方所十分关心的东西，正如他的“微笑”曾一度作为重大的鼓励一样。基辛格感到惊奇的是，在巴黎那次大失败之前很久以来没有人指出过最高级会谈的风险。对于会议将要举行这一点那么重视，以致对会议的目的或议程是什么，却无人关心。基辛格写道，即使没有发生U-2飞机事件，1960年的最高级会议也不会有多大成就。
基辛格觉得，那种认为紧张局势是由于目光短浅或误会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可以因为某些领导人心肠的改变而消除的想法是对外交的一种讽刺。艾森豪威尔对一场外交会谈可能取得什么成就的想法是简单化的；报界也不太了解情况。基辛格回顾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的两年内，尽管共和党人谴责民主党人“对共产党软弱”，但他还是准备去参加最高级会谈。报界欣喜若狂，因为报界认为冷战主要是由于个人之间的互不信任造成的，同时，报界也相信个人外交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时候。基辛格写道：“外交被看成是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而其他国家则处在评判员的地位，是对胜利者授奖的。”基辛格引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生活》杂志中的文章说明报界对日内瓦会议的评论的质量。在基辛格看来，最生动的，但也是对“个人外交哲学的最愚昧的说明”，可能是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讲的话了。麦克米伦说到两个实力强大的集团的首脑会谈所引起的“全世界热切希望和期待的激情”，他说到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聚首一堂，谈谈笑笑”。麦克米伦把日内瓦会议看成是“恢复人类正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基辛格怀疑“民主国家关于正常状态的观念是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很清楚，信任和热忱的气氛是有好处的，但基辛格问：“自由国家把解决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并且又回避一切困难问题，这能否给它们自己或和平事业帮上什么忙呢？”
基辛格注意到，在1956年的匈牙利骚乱事件后一年，西方许多人又一次要求召开最高级会议了；并且把所有要求事前确定议程的企图都斥之为“明明白白地旨在破坏会议的企图”。基辛格问道：“认为在苏联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十年以后，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共产党领袖放心，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的观点是，美国没有坚持一项具体纲领，这可能使苏联认为，即使那些引起紧急局势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缓和还是能够达到的。经常提出的要求是缓和紧张局势，消除猜疑以及建立友好关系，但没有一个人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当1960年最高级会议尚未开始就告吹时，“举世为之震惊不安”。许多人认为错过了一个实现和平的时机；基辛格对此表示怀疑。按照他的意见，“危及和平的倒是我们的自以为是和逃避责任的态度”。巴黎最高级会议的序幕从来没有给人以充满信心的任何理由。基辛格在回顾那些导致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些事件时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坚持在较低一级的会议取得‘进展’之后，他才会赞成举行国家首脑会议，他这样做只是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以致最后（不得不）声称，赫鲁晓夫先生含糊其辞地推迟了毫无来由的威胁以及他愿意出席最高级会议，这些事情本身就是进展的表现。这种游移不定的行动，很难设想会促成苏联领导人以负责的态度来参加最高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