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把战争与和平看作是国家经历中有区别而又相连续的阶段,因此遏制政策是完全投合美国人的心意的。对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来说,美国必须帮助西方重整旗鼓,以便有可能跟苏联进行有意义的谈判,这种想法似乎是很合理的。艾奇逊明显地相信这一政策;就1951年的情况来说,他是没有多大错误的。至于美国怎样使苏联感到美国实力的力量,或在力量一旦显示以后,美国将如何着手谈判,这些都是没有人认真提出来的问题。扩张主义是斯大林共产主义所固有的东西,假使美国阻挠苏联并获得成功,苏联就除了改弦更张以外别无他法,这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当那种情况发生时,谈判就成为可能了。基辛格懂得,这样一种看法将很容易为这个厌倦战争的世界所接受,但他担心从战争中产生的希望都没有实现。基辛格写道,在杜勒斯当政时代,“原来被看作是政策的条件的东西——安全而不受侵略——似乎成了政策的唯一目标”。他解释道:“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主义都标志着根据一项政策所采取的若干步骤,这项政策除了要阻止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外,似乎不能明确地表达出任何其他目的。”
基辛格认为美国的牌打得太差;相对而言,苏联则失误较少。随着苏联运用策略日益巧妙,要使西方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也越来越困难了。另外,与苏联的谈判拖延的时间愈长,西方不妥协的名声也就愈大,基辛格写道:“根据遏制政策的理论,有结果的谈判应该是可能的,但我们越接近这一理论上的论点时,谈判倒似乎更加难以捉摸了。”由于对遏制的理解太拘文牵义,美国被“强大的苏联地面部队实力弄迷糊了”,尽管,事实上,至少在1956年以前,俄国人在军事上是不及美国的。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不能席卷欧洲大陆;但这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相对的军事地位从来也不会比开始实行遏制政策的时候更好些”。基辛格写道:“由于我们对我们盟国的脆弱性知道得十分清楚,以致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工业潜力和我们的核优势所固有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我们把谈判推迟到我们动员起更多的军事潜力之后,实际上,这是给苏联提供了时间。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它在核领域的劣势,以及它需要巩固自己的征服成果这几点来看,时间正是它最宝贵的东西。”
温斯顿·丘吉尔是最清楚这一情况的西方政治家。基辛格写道:“他在1948年和1949年一再呼吁举行外交会谈,就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即不进行谈判将会损害将来。”早在1948年,在基辛格称为一次“重要却很不受到重视的演说”中,丘吉尔就开始敦促西方考虑,如果苏联发展了原子弹,它将是怎么一个样子。那时,丘吉尔曾说过:“你们自己可以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去推断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木材还潮湿的时候尚且能发生这些事情,试问在木材干燥时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倘使他们确信我们那种基督教和泛爱主义的禁地不允许我们使用这种新奇武器来对付他们,因而可以一月又一月地不断扰乱和折磨这个世界,那么,当他们自己有了大量原子弹的时候,他们又将干什么呢?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能相信在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时间。我们应该把事情提出来和弄清楚,并作出最后解决。我们不应该毫无顾虑地、无能为力地、慢腾腾地过日子,老是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对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等待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发生。如果西方国家在自己掌握原子力量而俄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的时候,就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那么,西方国家无须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
基辛格完全赞成这一意见。西方应当在四十年代后期,就进行谈判。而它失去了时机;甚至更加严重的是,它失去了斯大林去世所提供的时机。在基辛格看来,这是一次特别惨痛的失败。正当苏联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权力,可能会跟斯大林的政策作出一种戏剧性决裂的时刻,西方却在旁观。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没有提到,但是,毫无疑问地,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里,曾出现过一种非同寻常的机会,而他与杜勒斯两人都完全失败了。基辛格写道:“我们拖延谈判越久,苏联新领导人就越专心发展他们所继承的帝国,随着新兴国家的出现而发生的动乱也越能诱使他们进行冒险。我们的行动越是犹豫,斯大林的那些继承人就越是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