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确信，大西洋联盟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新的北大西洋共同体。在世界各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状态正在崩溃。要想建立一个单独国家的防御体系是不可能的。像1960年流产的最高级会议以前的那种外交必须避免，那种外交意味着联盟的各个成员国可以同苏联单独实现和解。在许多盟国的政客中，吹嘘自己与苏联领导人有着特殊的联系并能够为人民带来和平以谋取选票，已成为一种风气。“合伙”的神话看来因各国的单独行动而难于继续下去。基辛格认为，为加强北大西洋共同体的联系而进行新的努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建议召开一次各国首脑或外长会议来重订北大西洋国家的共同防御计划，明确十年内的政治、经济目标，并制订出帮助新兴国家的计划。基辛格认为，“对于西方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莫过于拟订出一些能使西方国家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的政策了。”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他更广泛地对谈判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有些人在挑剔美国的外交工作时，总以他们认为美国太不愿意进行谈判而深表遗憾。基辛格认为，除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任国务卿的那几年以外，这种责难是不公道的。基辛格说，情况不是那样，会晤的机会是很多的；他提到六次外长会议和三次首脑会议。基辛格在谈到1960年最近一次流产的最高级会见时，含蓄地说，任何研究外交问题的学者都会看到，进行外交活动的某种方式和拒绝协商一样，往往会加剧紧张局势。他写道：“冷战之所以长期存在，不仅是由于放弃了外交工作，而且还由于外交工作的空洞无物和无能为力。”为什么外交活动会变得这样困难呢？为什么不管谈判进行与否，而紧张局势还是一如既往呢？基辛格认为问题在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势力的两极化，国际冲突的性质以及一整套西方国家的特有的，特别是对美国所持有的民族主义态度。
基辛格说，现代武器的破坏力带来了许多问题。他解释道，谈判已很少仅仅依靠论点的说服力了。一个国家通常能够使另一个国家由于拒绝达成协议而处于不利地位；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议极少会使问题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当外交失败时，就会使用其他压力。以武力相威胁或运用武力，对于推动谈判的进展有巨大的用处。现代武器的威力既然如此之大，以战争相威胁或者真正作出进行战争的决定，除十分特殊的情况外，现在是不可能有的了。
基辛格写道：“只要国际体系是由许多实力大体相等的国家所组成的，那么，策略的巧妙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代替物质力量。”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消灭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主要国家的数目减少了，而民族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外交政策就失去了一些“活动余地”。现在是从物质力量中去寻求安全了。基辛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备竞赛既是不灵活外交的一种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一种结果。实力已取代了外交的技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期间，常备军的规模增加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仅起了加速力量两极化的作用。但据基辛格解释，一个两强对立的世界总是不稳定的，一方力量的削弱必然造成另一方力量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必然是僵硬的，每一个问题一定会从生死存亡的角度来加以思考。
在这些不稳定因素之外，还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时，正常的外交程序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基辛格写道：在传统的外交中，一方总是想设法说服对方。而在现代的谈判中，对方的观点一开头就给打上折扣，并通常把对方的观点视为宣传，因此，磋商变得非常难以进行。
据基辛格看来，美国这个希望维护现状的强国，对一个革命年代提出的问题，特别感到不好处理。他又从他的以往著作中，唱起了现在已很熟悉的调子。美国的历史经验，跟二十世纪的美国人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相差实在太大了。美国曾经希望别人不要干扰它，它也没有经历过外国的进攻，甚至没有想到过有受到这种进攻的可能，所以，美国人很容易相信美国是不会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基辛格相信，美国是不会在1914年为了比利时或1939年为了波兰而去冒战争的风险的。他认为美国人对战争与和平的观念太“机械和绝对主义”。这个国家总是不能摆脱那种想法，即和平是“正常”的，而外交主要是和平时期解决争端的一种工具。在美国人的想像中，外交与经商一样；不适当地强调了讨价还价的技巧。由于和平的好处是明显的和不言自明的，因此那种认为战争是由坏人的阴谋策划引起的想法，似乎完全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一标准，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都是出于对侵略者进行惩罚的考虑。把每一场战争都说成是美国的十字军讨伐是容易的。一旦侵略者受到了惩罚，就以为国际的正常秩序会自动重新建立起来，而美国就可以回到它自己的正当事务中去了。美国人对这种国际体系十分满意，因此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予以考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