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责任感的领袖没有权利仅仅从他对一个在十年内征了千百万人的国家是不关心军事扩张的这样一种估计出发，就把自己的社会的存亡安危拿来作为赌注。他说，认为“我们一定是出于恐惧或是安乐的动机，而不可能既是强大同时又是具有和解精神的”，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支持军备控制时，基辛格建议的那种谈判策略和军事准备，是他的许多学术界同事认为不必要和危险的。这些人对基辛格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言论，如说他希望看到这个组织重新恢复生气，也并不感到很高兴。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政策已经失败；基辛格写道：“自从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产生以来，实际上我们没有出过什么主意，我们一直在避免作出困难的选择，靠吃老本过日子。”他发出一种强烈的忧郁论调：“除非北大西洋集团国家能够制订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否则，这个集团是注定要完蛋的。”那里没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后的头十年内，它完全依靠一种报复战略；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就是一切。欧洲大陆的盟国不愿在防御上作出较大的贡献，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但主要是害怕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美国和英国减少它们的部队和它们对保卫欧洲所承担的义务。基辛格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整个兵力部署都有问题。在他看来，这种部署“作为警戒线则太强，而用来抵御一次强大的进攻则又嫌太弱”。据基辛格看来，它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妥协办法，它会怂恿苏联进行讹诈，而在遇到压力时，又必然会举棋不定。”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在欧洲驻军主要是象征性的，是表示美国承担保卫欧洲的义务，那么就无须派驻一支像现在那样规模的部队。只要派驻少量的，实际只有象征性的分遣部队就行了。如果美国认真地希望欧洲作出贡献，它必须保证建立那样一支力量不仅仅是作为美国在欧洲的替身基辛格相信，如果把保卫欧洲的工作交付给欧洲人，那将会是“灾难性”的。无论美国人是否愿意了解这一点，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出现于欧洲才遏制了苏联。
基辛格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依靠一种报复战略，已产生了两种不幸结果：一种结果是，美国的欧洲盟国认为它们反正有美国的报复力量来保护，因而自己在军事方面就不必作出努力；另一种结果是，由于对美国在危机中可能采取的行动不完全有信心，它们就设法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因而把力量重叠地使用在已有力量的地方。基辛格把前者同暗中的或公开声明的单方面裁军等同起来；而后者，即追求独立的报复力量，也同样是目光短浅的。他认为这两种态度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为害甚大的。欧洲不会从这些政策中得到好处；它的局部防御力量也无法增加。至于建立起来的报复力量，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防御作用的。英、法的核力量在一场主动进攻中可能使敌人蒙受巨大损失，但看来那些力量决不会在这样一种目的上使用；而在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它们几乎肯定是会被摧毁的。
基辛格相信，发展各国独自的报复体系，其结果只会削弱联盟。建立这样一些报复体系的决定，或者是表示对美国是否了解它同欧洲厉害相同这一点缺乏信心，或者是担心美国不愿为保卫欧洲而冒风险。英国和法国建立它们自己的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但是忘记了这是很不可能的。基辛格把这些行动解释为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体的早期的警告信号。他觉得这种情况很危险。美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这种形势。美国没有理由自以为是，对法国和英国的所作所为找岔子。英法的怀疑是合理的。欧洲对结盟后又被抛弃的事见得太多了，它正在寻求一种再次保险的形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问题的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或许是由美国把力量集中在核军备方面，而欧洲盟国则把力量集中在常规军备方面，但基辛格知道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欧洲会把那样一种行动看作为美国想放弃欧洲大陆的证据。同时，欧洲也绝不愿使用它的常规武器，除非它知道美国会跟着进行核报复。美国看到这种形势极端微妙，曾试图做一些事情，但基辛格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匆忙采取的临时措施并不赞成。在欧洲配置中程导弹和储存核武器，并准备在所谓“双重否决”制度下使用，即在导弹发射以前必须取得东道国的同意，这被称为“恐慌措施”，而这些措施无非是针对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所产生的威胁，企图很快地作出反应而实施的。基辛格写道，射程一千五百里的导弹太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另外，这些武器是用以防御的，还是用以进攻的，也从未弄清楚。无论如何，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苏联不久将会有能力同时进攻欧洲和美国。就中程弹道导弹的任何效用来说，它只能用于局部防御，甚至局部防御也只有在这种导弹经常移动位置的条件下方能奏效。至于双重否决制度在基辛格看来，既不灵活，也是行不通的。美国的盟国有权制止美国进行报复，但不能强迫我们进行报复。要在可能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提前期内，希望获得双方批准发射，这看来是很不符合实际的。基辛格写道，欧洲盟国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它们感到不安的理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