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把美国和苏联的报复力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他可以设想的一种情况是：双方都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另一种是，美国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而苏联力量容易受到攻击和损害（他解释说，在美国享有原子垄断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又一种是，美国力量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而苏联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有些人认为导弹差距给苏联以这种有利条件）；最后一种是，双方的报复力量都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基辛格解释道，在双方都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情况下，先下手的一方就能胜利；后下手的一方就可能失败。在这种情势下，先下手攻击与后下手攻击的力量之间的差距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是最不稳定的关系，这对于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制止一种危险的诱惑力将是极为巨大的。如他所解释的：“在两支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报复力量互相对峙时，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而是唯一的防御。”任何危机都会引起一场浩劫；目标必须始终是防止敌人，不让它抢先动手。
当一方的报复力量容易受到攻击和损害，而另一方的报复力量则并非如此时，那就会出现很不相同的情况。对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力量的一方，不论它是潜在的侵略者，还是潜在的防御者，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从不怀疑苏联是属于前一类，美国是属于后一类。如果防御者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而侵略者是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时，局势的稳定性就会增加；基辛格解释：“根据定义，一个愿意维持现状的强国不会利用它的优势去发动进攻，而侵略者由于自己的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自会遏制其军事行动不使走得太远。”如果潜在的侵略者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而潜在的防御者是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那么侵略者的地位将是可以“左右一切”的；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它将能在讹诈和军事行动之间作出选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受害者都将在很不利的情况下行动。他不愿去试探一下侵略者的虚声恫吓，也不敢用全面战争相威胁，因为他知道可能的后果将会怎样。正是由于导弹差距的存在，基辛格对六十年代初期会不会成为一个“致命危险的时期”没有把握。
如果两支报复力量都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通常会出现僵持局面。如基辛格所解释的：“由于先下手攻击的得不到什么好处，后下手攻击的也不会遭受不利，这样，就不会发生突然袭击或进行先声夺人的攻击。”在双方都拥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力量的情况下，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有限战争仍然是可能的。基辛格写道，美国，不管它喜欢什么，都应该为双方都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能力的一天做好准备。
他的主张重提了他在早年著作中多次提出的论点：如果美国只准备进行一种类型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正日益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了——那它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已不再为人们所相信；人们也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这种威胁。而基辛格与他的许多同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导弹差距”的重要性估计得很低。他承认“差距”的存在，并承认“差距”在短期内也许具有某种意义，但他已经看到差距将不复存在，两个大国都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威慑力量的时候。那时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基辛格最为关心的还是双方都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能力时的政治含义。
全面战争的威胁将不再为人们所相信。事实上它已在相当时间里不能取信于人了；但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理论家却提出一种看法来掩盖其内心的不安，他们认为即使美国不一定要采取报复，威慑力量也仍会有作用，因为苏联不能绝对肯定美国将不会报复。基辛格认为，苏联在“神经战”中所享有的很大的心理上有利条件，超过了美国。他举了一个假设的事例来提问，倘若苏联为了解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武装而在西德采取一种有限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合理反应”将是什么。苏联的进攻肯定不会是大张旗鼓的；基辛格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苏联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会“随之以保证我国领土和我们盟国的领土不受侵犯”，并提出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基辛格难以肯定美国的反应将是什么，也无法肯定苏联预期美国的反应是什么。他写道：“当然我们能够把苏联摧毁，不过需要自己也受到灾难性的破坏来作为代价。对于一场谁也不能取胜，只能同归于尽结局的战争，试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向总统提出怎样的建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