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发表后到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结束，经过了三年半时间。1961年1月，在约翰·肯尼迪就职典礼的前夕，基辛格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那些阅读过基辛格的文章的人，能认出这本著作的某些部分在以前曾经发表过，如他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部分同《外交季刊》、《记者》杂志、《哈泼斯》和《第答勒斯》等刊物所发表的，仅仅在形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使人们——特别是那些了解基辛格早年作品的人—发生兴趣的是在于他的立论同他多年前所奠定的基础密切到何种程度。这本著作表明，基辛格继续信守他在哈佛当研究生时最初发挥的观点。
这本著作几乎获得了一致好评，但对一眼就应看清楚的事实却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一本同往常一样的、激烈批判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的著作。基辛格从未打算，他的这本书应单纯地被看作是对过去八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指控，然而，每一页都明显地流露了他的失望情绪。评论家读了开头几段，可能会误解基辛格的指控是比较一般性的。他仿佛是在与美国整整一代的领袖们告别，同时也暗示说：
他们的离去是一大好事基辛格用了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语言写道：“我们已到达了跟那些政策断绝，跟那些统治着战后初期的人们断绝的时刻。我们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考虑美国外交政策，都明显地需要改变。过去十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再也不容许拖延下去了。”在书中另一处，他甚至更有力地把他的批判追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初期，他说：“美国再也不能经受像过去十五年所标志的那样的另一次地位下降了。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像第二次大战以来所经历的那样再恶化十五年，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跟世界关系不大的美国堡垒。”一个评论者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惊人之笔，特别是基辛格在一阵轰击以后，又好像把话部分地收了回来。他写道：“现在对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进行争论是无益的。战后初期的许多错误想法无疑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些想法，我们就不可能在心理上经受住冷战的压力和紧张局势。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是否一个更为信任的政策也不会取得成功。这一时期也并不是没有巨大成就。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等等，都是有经纶才具的重大行动。用我们的历史经验衡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做得相当不错。”
是不是基辛格撤回了他所有的指控呢？完全不是。他接着对美国政策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指责；他说：“在当前这个世界上，相对的成就只是微小的安慰。我们这个时代，即便做得还算不错，也得不到奖赏。对美国人来说，没有比了解发生悲剧的可能性更为困难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其他事情比这对我们关系更重要了。我们可以满怀善良愿望，作出一切努力，走其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种道路在他们的人民看来，可能正是无可非议和永恒不朽的。”基辛格认为“生存的余地”已经“危险地缩小了”，但仍然有着选择的时机。基辛格写道，在美国人提出的下列这些问题中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地位仍在恶化；“是不是出现了导弹差距？共产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中是否在取得进展？民主政治在新兴国家中有没有任何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十年后是否仍有意义？”
一个不太细心的读者读了这些段落以后，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出现的一切过分地全盘否定而不加理会。那么，在杜鲁门执政下的成就和艾森豪威尔执政下的作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么？在基辛格看来，区别还是存在的。杜鲁门执政期内无论存在怎样的错误，但仍有许多重大成就。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则没有建树。基辛格指不出任何一种行动或决策，在他看来是跟这个国家的地位相称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由于马歇尔计划而出现的欧洲经济复兴的赞扬，成了他的著作中不变的主题——几乎已成了公祷辞—而对1952年以后的任何行动却听不到相类似的颂扬之声。说实话，对有些人用以歌颂艾森豪威尔的事情中的某几件——举两个例来说，1956年他作出决定，谴责英法干预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他愿意在内战威胁着黎巴嫩时派海军陆战队在该国登陆，基辛格都认为是错误的，或是考虑失当的政策。在基辛格的内心中，这显出艾森豪威尔对当时对外政策的紧迫性不甚了了。当时能够公开地、并以有效的方式向他提出异议的人极为少见，基辛格对此感到遗憾。基辛格写道：“在五十年代这十年中，人们看不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有任何根本性的批评。没有像丘吉尔或戴高乐那样的人提出过什么警告，或者提供过其他办法。甚至很难记起有些所谓重大辩论所争论的是些什么东西。提出过的一些批评往往只是战术性的，有的是事后的看法。在1960年流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以前进行的愚昧的外交活动，在失败还未明显之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反对过。但是对政治家经纶才具的考验是看事前的估计是否适当。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要有生气，就必须有不怕孤立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