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基辛格关于整个十年美国对外政策的指责，不是单纯地对身居高职的一小部分人的批评，而且还针对着其他许多人，他们本该形成反对的力量，但他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中神圣不可触犯的两党合作精神的名义下，拙劣的理论被接受了，那些非常不适合形势、无法达到其原定目的的行动被批准了。这些都是严重的责备，其程度仅稍次于基辛格对那些实际负责执行政策的人的指责。他们中许多人缺乏那种可以衡量政策是否适当的“尺度”。基辛格在检查艾森豪威尔时期所推行的军备控制政策时，痛切地写道：
因为我们缺少一种战略理论和一项首尾一贯的军事政策们对军备控制的建议不可避免地是变化不定的。我们无法知道某一计划是否足以增强安全，还是反使其削弱，或者不过是文不对题。结果，我们的建议是作为对抗集团之间的一种妥协而制订的，并没有一个总体的目的性。我们没有为了提出一项我们有信心的计划而促使举行裁军会议，做的却是恰恰相反；典型的做法是，由于在世界舆论或苏联外交压力下，我们同意去出席会议，这才被迫拼凑了一套草率的建议。虽然我们的军事设施是环绕着核武器而建立的，但我们的军备控制谈判却又贬斥了我们所依靠的战略，这个事实正说明了我们的混乱状况。同时采用两种政策显然是会出大乱子的。
基辛格不必指名道姓提到某个总统，他写道：“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同已经变化了的战略和政治关系相适应。欧洲军事力量的作用，德国的未来，大西洋关系的性质，这些大都始终没有明确。形式上的团结一致的声明不能掩饰联盟内部的混乱。”基辛格写道，美国对反殖民运动浪潮的反应，同样是不恰当的。尽管我们提供了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对新兴国家的问题并不清楚。基辛格说：“我们的许多对外援助计划都带有对马歇尔计划和新政的某种留恋的特点。无论什么人如果只阅读《选择的必要》开头的一章可能会认为，基辛格是在企图向肯尼迪周围的人讨好。但在读完全书之后，在了解到这本书的主题只是重复基辛格在别处说过的话时，就可能会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作为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学者的基辛格，是在艾森豪威尔年代成熟起来的。他虽想避免写出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报刊文章的评论，但仍深深感到有责任提出批评。
无可避免地，他重复谈到早先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所形成的论点。很奇怪，他显然也没有忘记自己在《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一书中所写的东西。他知道，在核时代，胜利己失去它的传统意义。他认识到，战争的结果是一场浩劫。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军队维护和平的能力”以及有效地发挥这种能力是对“任何军事设施效能的最终考验”。一切传统的军事法则已经改变；目的不再是在一场战争中取胜而在于避免一场战争。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基辛格又回到他的老办法——心理上的洞察力。“潜在的侵略者的思想状态”是最重要的可变量。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看来似乎虚弱因而招致侵略，那么它实际上并不虚弱这一点就无关紧要了。假使发生一场进攻，那时威慑力量就失效了。基辛格写道：“一种目的在于虚声恫吓的姿态若被认真看待，其威慑力量要比被人当成是虚声恫吓的真正威胁用处更大。”威慑依靠掌握军事力量，但也要靠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同时，还要依靠潜在的侵略者对这两个因素的估计如何。
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在享有核武器的垄断时，对使用这些武器也受到心理上的遏制，那么，由于今天它已存在着受到核攻击的可能，就更不见得会使用核武器了。现在已无法再度取得确保不受任何攻击和损害的状态；那种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拥有一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报复力量作为一种可靠的威慑力量。基辛格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承认“导弹差距”在发展这一事实。可是“差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苏联很快就会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认为苏联会这样做，也没有理由要改变那种判断。他写道，新政府必须使我们的报复力量不易受到对手的攻击和损害，而把这一点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但这并不能成为政府政策的全部，因为一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报复力量，拿基辛格的话来说，只能使“我们正视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即在威慑不起作用的时候，威慑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