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担心，苏联人会利用禁止核试验作为“第一步”来要求全面废止核武器。他已经听得到这种论点：如果核武器太危险，因此不能试验，那么，显然也不能使用核武器。基辛格认为，在西方目前的防御条件下，“宣布核武器为非法就等于单方面裁军”。如果西方有一支真正的常规防御力量，禁止核试验就不会那么危险。正是由于西方没有那样一种防御，所以基辛格认为禁止核试验是“一种真正的威胁”。
那么，他建议什么呢？更多的常规部队；更多种类的核武器。基辛格写道，“我们必须停止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能够廉价地买到安全。”由于进攻必然比防御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因为基辛格预料西方将继续处于防御地位——因此，西方必须有最先进的技术体系，能够保卫一切可能被袭击的目标，来应付苏联可能采用的任何武器系统。在基辛格看来，西方需要“辨别力更精确、破坏力较少而放射性散落物又大大减少的武器”。他认为苏联之所以坚持完全和无条件禁止核试验，其理由之一可能就是他们知道这样一种禁止将西方陷于瘫痪’
基辛格曾长期认为美国同苏联谈判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反对的所知较多，而对于我们所支持的却所知较少”。苏联常常是个提倡议的国家；美国通常是对苏联的倡议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在核试验问题上再次发生了这种情况；他写道：“我们的外交集中在视察或减少放射性散落物的危险等问题上。我们不应仅仅谈判那些苏联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基辛格自己对于即将开始的谈判所提出的建议是简单的：因为人们普遍关心放射性散落物问题，所以必须立即正视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一种更全面的禁止核试验，可以等到一个更广泛的裁军协定中再去考虑。基辛格建议给每一方提出一个放射性散落物的限额，并要求在两年内把它降低到零。在那以后，要是未能签署一个协定，只要没有放射性散落物，核大国就可以自由进行试验。基辛格写道，“这种措施会阻碍军备竞赛，但不会完全制止武器的发展。它不会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不使它的盟国获得苏联已经大量拥有的武器。”基辛格写道，如果苏联拒绝这样一个协定，那么美国就正好可以单方面对自己实行这样的禁止试验。假如美国这样做了，他认为，世界舆论一定会开始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可能会被迫跟着这样做。
对那些狂热地相信立即禁止核试验的重要性的人们来说，这样一个建议看来还是不够的。十分清楚，基辛格不属于学术界中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认为完全禁止核试验是走向有意义的军备控制的必要的第一步。他不仅同艾森豪威尔政府辩论，而且同他的许多认为同苏联达成最终谅解是一项合理的行动的学术界朋友和同事也辩论。对于在他经常接触的学术界中间受到那么普遍赞扬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示那么怀疑的态度，对他来说是要有相当勇气的。
他在军备控制研究班里为自己的立场竭力辩护，但没有再在这个题目上写文章；直到1960年夏，他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军备控制，视察和突然袭击》。同年秋季，他在《第答勒斯》的军备控制问题的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限战争：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一个再评价》的文章。这第二篇文章在基辛格的学术界朋友和同事中引起了一些震动，即使这只是因为他看来似乎是从他早先赞成的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上后退了。几个月后，这两篇文章实际上都一字不动地在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重新发表了出来，或许根据这本较大的著作的整个脉络才可以对这两篇文章进行最确切的研究。
当时，基辛格转向更为仔细地考虑德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特别感到胜任愉快。他长期来对这个课题抱有兴趣，但在这方面写得比较少。1959年7月，在一篇题为《寻求稳定》的文章里，基辛格吐露了他的心情。西方向苏联提出的一揽子建议，把德国统一同关于欧洲安全的某些较大问题联系起来。这种把德国的统一与欧洲完全联系起来的想法被苏联否定了；俄国人坚持德国统一问题是一个要由两个德国来决定的问题；外交部长们只应该关心苏联人所规定的那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基辛格认为，西方对苏联这种策略的反应是“试探性的和不坚决的”。他写道，“我们对我们准备作出哪些让步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更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