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基辛格从未正式宣布他的目标，他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评论家了。假如他怀有不同的动机——假如他希望把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作为他的著作中的反面人物——假如他采用讽刺和侮辱作为他的主要写作手段，那么，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美国对共和党政府的主要诽谤者之一。然而那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并不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是过去曾推行的许多错误政策的唯一创造者。尽管1945到1952年期间机会很多，可是杜鲁门执政期间也不见得高明多少，说在一个新的民主党政府之下就会更有效地处理外交政策，这也不是必然的结论。基辛格的批评是极为公正的，政党的标签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基辛格感谢对外关系协会在他写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给予他的帮助。在随后几年中，他为《外交季刊》撰稿，这是为了报答——当然，只是部分地。在他的这本著作发表以前，他已经替《外交季刊》写过稿子；如今，《外交季刊》已成为他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了，这种情形到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前一直如此，此后，《外交季刊》才开始与马克斯·阿斯科利主编的《记者》杂志共同包揽他的稿件，而阿斯科利就成为他的密友。然而，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外交季刊》几乎享有发表基辛格文章的“独占权”。那么，基辛格利用这些论坛来做什么呢？除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含蓄地或明确地表达的观点之外，他还打算发表什么主张呢？
1956年10月，在总统选举前夕，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外交的回顾》。文章开头他就写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无疑已走进了死胡同，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个概念，使冷战从建立防御性的壁垒转变成一种有益于人类的竞赛。但新的苏联策略，伴随着新武器技术的破坏潜力的同样的空前增长，使我们的联盟体系发生危机，并使苏联在世界上不承担义务的国家里得到不少好处。”任何人如果看了这段话，并停留在这一点上的话，就会认为基辛格的目的是要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蓄意攻击。事实上，基辛格是想提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责难，如他所解释的：“把我们的困难归咎于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错误，或者归咎于某一届政府，…那将会是一个错误，虽然现政府主张‘正常化’也无补于事。”基辛格并非单纯地找共和党的差错。但在申诉他的论点时，他总是从最近的美国经验中举出例证。在对艾森豪威尔的办事方法进行的一次深思熟虑的批评中，基辛格写道：“当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作出了决定时，我们就认为政策制订工作已完成了。事实上作出一项决定的过程是如此艰巨，而重新估价又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致当政策已经不再适用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重新予以审查。”他接下去说：“我们缺乏惨痛的经验。尽管我们懂得艰苦，但我们从来不知道灾难。像汉弗莱和威尔逊部长那样的人，他们不能相信，在核时代，预测错误可能造成国家的浩劫。他们在头脑里懂得这一点，但他们在心底里未必真正懂得；我们不能走罗马的道路…。”基辛格的判语是严厉的，他批评美国人习惯于把苏联人看成是可尊敬的；他对艾森豪威尔暗示他相信布尔加宁的“和平意图”，从而给这位苏联领导人颁发了一张“品行优良证书”，也认为是没有理由的。在基辛格心目中，美国对苏政策缺乏敏锐性。他对政府所做的事，几乎不予一点肯定。读了这篇文章，你会感到是失败。
1958和1959年基辛格为《外交季刊》所写的那些文章观点相同。在这些文章里，甚至一点不偏不倚的掩饰也没有了。他看起来，这个政府老迈疲乏，看来已经无力采取果断的行动了。1958年4月，基辛格在《导弹和西方联盟》这篇文章里，对由于苏联发射地球卫星而引起西方世界争辩一事进行评论。基辛格写道，甚至在美国丧失了核垄断以后，西方世界还继续说，仿佛苏联的每一次威胁都会遭到美国的全面核报复。那样一种天真想法是不可能再有了；然而，基辛格认为新的态度同样令人不安。有些人现在议论，仿佛美国已突然变得非常脆弱，在苏联技术力量面前束手无策了。在欧洲，有些人坚持说，美国已比过去更加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唯一合理的办法——亦即唯一安全的办法——是拒绝美国使用欧洲的导弹基地；否则将使欧洲在敌人袭击时更加容易受到损害。其他人表示，是否应允许任何美国部队留驻欧洲，这是值得疑问的。还有关于“解约”和在欧洲需要一个中立地带的新论调。基辛格写道，所有这些争论显示出巨大的混乱；他们暗示，在欧洲设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地完全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带有这种心情说话的人大都不能区别威慑战略和一旦威慑失效时指导战争的战略。更严重的是，他们把易于受到损害的脆弱性同战略劣势混淆起来，并曲解了暂时战略劣势所可能产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