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基辛格精力十分旺盛，身体又很健康，但由于过多地担负各种活动，他显然过分劳累了。他在哈佛的教职以及他在纽约的迄未中断的任务，已经使他忙得一无余暇了。这些工作还只是他全部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基辛格本该很好地支配时间，但是他没有支配好。《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出版使他博得公众的喝彩。现在，有更多的人邀请他演说、讲学和撰稿；同时，又有不少公私机构来找他，请他担任顾问或私人顾问。基辛格来者不拒。那些不很了解他或不大喜欢他的人们认为他的生活越来越忙乱而批评他；他好像经常在奔忙，经常迟到，经常弄得很烦恼。而在那些对他了解较多的人们——包括一些既喜爱他、又钦佩他的人们——则对他的不断获得成就比对他偶然的过失更为感到惊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事务分心，基辛格仍继续写稿，参加讨论会和委员会会议以及从事在五十年代知名学者通常要做的所有其他事情。
在哈佛大学，基辛格除讲课、辅导和在国际研究班的工作外，还对他作为副所长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负有责任。但这是一个他始终没有感到欣慰的职位。他同所长罗伯特·鲍伊的关系一般，基辛格早就认为，他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来影响这个研究所应该采取的形式。在那里，他接受了各种任务，特别是领导那些从公职中请假一年而来的研究员，其中有美国的和外国的高级文官和军官。往往研究员中间有一位成了他的朋友；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原是要向哈佛教师中间任何其他一位教师请教的，他们却去请教基辛格。基辛格参加研究所的一些讨论班和研究小组，并逐渐扩大了他对哈佛大学的那些社会科学教师的了解。研究所的两个同事，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及托马斯·谢林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梅森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刻的洞察力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基辛格对他也表示钦佩。托马斯。谢林的精彩理论对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基辛格对他也十分尊重。基辛格利用这个研究所作为一个活动基地，这里为他提供了办公设备、秘书和图书资料，并成为一个举行各种小型会议的方便场所。但他对研究所从未感到巨大热情，也从未想到它能按他所希望做到的那样对他自己的智慧发展作出贡献。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研究所确实给予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例如，他感谢该所的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班，这个研究班把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不同学科的教授们以及少数外界人士都聚集到一起，他们持续地讨论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当时还是极不为人所理解的。研究所的军备控制研究小组成员不多，包括罗伯特·鲍伊，萨维尔·戴维斯，马克斯·米利肯，托马斯·谢林，小阿瑟·施莱辛格，马歇尔·舒尔曼，杰罗姆·威斯纳以及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等人。虽说如果要在这个小组中挑选出任何一个对基辛格影响最大的人，那是错误的，但是有几个人，包括杰罗姆·威斯纳在内，无疑是对他很有威信的。杰罗姆·威斯纳是一个因在无线电传播和通讯技术与系统方面所做的工作而闻名的科学家。他之所以对基辛格表示关心是由于他对军备限制问题的复杂性有着敏锐理解。基辛格在1957年回到哈佛以前，他所熟识的科学家是为数不多。国际研究班和《合流》在使他熟悉强大的科学家队伍方面，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当他到对外关系协会去的时候，他遇到一些科学家，但除卡里尔·哈斯金斯以外，没有一个人成为他的好友。正是通过军备控制研究班，特别是通过威斯纳及其他人所介绍给他的一些人，他开始对科学家在军备控制领域内可能作出的贡献有了一个更精确的见解。通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计划，基辛格认识了少数美国知名科学家之一爱德华·特勒，他一直对大多数军备控制建议表示怀疑。对基辛格来说，听取这些对他起初同特勒讨论的许多问题持完全相反观点的科学家发表意见，是很有用处的。基辛格曾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谈到有关军备控制的问题；现在他经常会晤其他在这个新发展的领域里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的人们。
由于自然科学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间的学者集团，基辛格从他同一些美国科学家的结识中受益，他们能够将国外同行介绍给他。他感谢因美国科学界朋友的介绍而得以同苏联科学家进行若干次初次会晤。另外，他不久又同帕格沃希运动发生关系，虽然只是一般性的；这个运动开始于1957年伯特兰·罗素发表的一个宣言。罗素当时号召西方和苏联关心热核战争危险的科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在新斯科舍的帕格沃希，为举行一次小型的初次聚会作了安排；这一活动完全是私人主办的，富有的美国慈善家赛勒斯·伊顿在创办的经费上给予了支持。这个运动从这些十分简单的活动开始，逐步发展到较大的国际会议。在当时国际间交流机会很少的情况下，苏联的、欧洲的和美国的科学家能非正式地定期会晤，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机会受到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在所有的这些帕格沃希讨论会中，不论是在莫斯科召开的或在佛蒙特州斯托威召开的，军备控制都是会上突出的问题。基辛格不是美国帕格沃希小组的一个“正式”成员，他没有出席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然而，他却认识许多去出席会议的人，并对他们讨论的问题表示很大的关心。正因为这样，不久他就被邀请参加了其他几次帕格沃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