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在法律和实业界的那些伙伴，在他们自己或其同事在联邦官僚机构任职后，处事与这些人极为相似。基辛格在纽约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对美国律师和实业家态度的看法。基辛格去纽约时，他对自己本行之外的其他行业知之甚少。而回坎布里奇时，他对其他行业中某些主要人物的想法和言论，已有了广泛的了解。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好些人有了交往，并且珍视与这些人的友谊。在白宫的繁重职务把他推向很不相同的方向之前，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了基辛格的知心朋友。他喜欢基辛格，钦佩他的聪明和机智，很乐于和他相处。洛克菲勒在与基辛格交谈中，学得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知识。洛克菲勒凭借自己有关拉丁美洲问题的丰富知识，对核武器的出现如何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事，能有较深的理解。由于通过个别接触能学习得更好些，他花了许多时间与基辛格在一起。基辛格对这种交谊也感到欣慰，不仅仅是因为他钦佩洛克菲勒的忠诚与热情。他知道洛克菲勒十分器重他，对此他不可能不受感动。
基辛格在纽约遇到的许多人中，卡里尔·哈斯金斯和约翰·加德纳两人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所长哈斯金斯是基辛格所熟识的第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哈斯金斯既协助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工作，又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报告尽过力。基辛格十分敬慕他。他非常赞赏他的鉴别能力，几乎把自己所写的全部手稿都送给他审阅。基辛格深知文章要写得好是多么不易，他很欣赏哈斯金斯的优美的文笔。哈斯金斯的文笔不仅在他作为卡耐基研究所所长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而且在他的书信中也体现出来，这些书信使基辛格赞叹不已。他感谢对外关系协会，使他结识了哈斯金斯这样一位异常温厚文雅的人。
通过特别研究计划，基辛格还结识了卡耐基基金会总经理约翰·加德纳。他们之间又形成了亲密的关系，长时间的交谈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专心研究“美德”问题的加德纳，作为学者，他理解在一个民主政体里要达到称职的高水平是怎样的困难，同时，作为公仆，他又有决心来达到这一目的。他是个重视行动的知识分子，非常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更多的人。他和基辛格成了好朋友。加德纳给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计划所写的报告有很多是出自他们两人许多月来在纽约的谈话。基辛格有理由感谢这样的一些友谊。
纽约是基辛格开始他的美国生活的地方。正如他为了了解美国的一些情况而必须离开华盛顿高地一样，他需要暂时离开坎布里奇，以便更深刻地领会美国知识界和政治界的种种经验。在基辛格在和洛克菲勒的接触中，同他和对外关系协会的接触中一样，教师也变成了学生。基辛格平生深知如何倾听别人的看法，而当他同那些比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丰富得多的人一起，需要他专心倾听的时候，他获得了很大的教益。
第7章四艾森豪威尔年代
激进的批判
基辛格在纽约生活的两年，对他的一生来说，是绝对关键性的。他虽身居闹市之中，有时却与世隔绝，几乎一连几天不愿见一个人。他和他的妻子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东第七十三号街上的一幢小公寓里，这幢小公寓的特点几乎类似于修道院，仿佛发过誓要保持静默一般。一张不间断的工作进度表使基辛格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撰写、修改和发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只有不同寻常的自我克制，才能使那样一张进度表坚持下来。这是基辛格所经历过的最具创造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当年，主要并不是由于过去的成就，而是由于他所受到的人们的支持。人们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他那么体谅；人们也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使他感到他当时从事的工作是多么关系重大。
基辛格即使住在纽约，还同坎布里奇保持联系，因为他仍然负责国际研究班的工作，并继续编辑《合流》；他经常到坎布里奇去，还在那里度过夏天。1957年秋季，他不再定居纽约，尽管并没有同洛克菲勒的特别研究计划脱离关系。他打算每个月在纽约留几天，直至小组委员会的大多数报告完成为止。他去坎布里奇，受聘担任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讲席，重回他的学院生涯。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政治系比他等级高的同事——对他的返校给予重视。他不是作为一个知名人士而来的，而仍旧只是哈佛教师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成员。他在1957年并不比1950年有影响；一些同基辛格有泛泛之交的男女并不乐于谈论有机会遇到“亨利”他仅仅是哈佛年轻教师中的又一个成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