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些事物起了变化，不久就使基辛格意识到，他同五十年代初在哈佛高年级刚毕业时是不同了。对外关系协会使他接触到几十个人，假如没有这个机会，他也许就不会结识那些人的；特别研究计划建立了他同纳尔逊·洛克菲勒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他同人们的关系不是社交方面的，而是基于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共同兴趣。在坎布里奇，并非每一个人都看不到这种联系对一个显然立志想影响对外政策的人的重要性。同时，至少也有人想知道，在哈佛大学的迅速发展中的国际关系领域里，基辛格会起怎样的影响。当基辛格还在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那个领域一般是无人过问的。几个系科零散设立了几门课程，但没有什么主要的中心。如今已组织起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基辛格被聘为副所长。这个机构将采取什么形式？它会不会像1948年成立的苏联研究中心那样，专注于支援基础研究工作？还是打算起一种更为积极的作用？当基辛格在1957年返回坎布里奇时，这些都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1955年，基辛格离开坎布里奇时，他的级别是讲师，现在他已被授予了讲席的等级。在哈佛大学，这个等级是不寻常的，它几乎标志着一切，所以从基辛格的情况来说，这似乎暗示着系里对他的信任；这对他能在教师中早日提升到一个稳定的地位，有着良好前景。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在他未被提名为副教授之前，在政治系也曾持有这个等级两年。基辛格是否会有同样的机遇？这是难于知道的，但他既已被聘为讲席，差不多当然就避免了那较为漫长的大学晋级的道路，通常一个人升讲师需要三年时间，升助理教授需要五年时间。
基辛格在1955年离开哈佛以前，曾有过若干教学经历；但这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五十年代初期，他曾担任大学本科最出名的课程之一，“社会科学2”的研究生助教，主持过几节小组讨论，广泛接触到哲学和历史方面的问题，但基辛格几乎从未谈到这门课程。由该校名讲席之一塞缪尔·比尔出色地主讲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已经成为哈佛颇有点名气的一门课了，但基辛格对此似乎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基辛格不喜欢这门课，或者说，他对教过这门课感到懊恼；他只是对教大学本科学生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显然他从这种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极少。老实说，他也没有从个别辅导中学到很多东西。基辛格回想起自己在大学读书期间对辅导教师的感谢，他也乐于承担辅导任务，但他承认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只取得部分成功。
个别辅导在哈佛所有教学方式中是最需要的。对一个认真的教师来说，这意味着每星期要对个别学生进行几次辅导，讲师常常需要反复阅读他所指定的教材内容；同一个有能力的、对某一特定教材内容已完全掌握的大学生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光凭记忆是难以应付的。这种接触至少还有点兴趣，而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就枯燥无味了。批阅写得差、表达得差的学生论文，并对它们在体裁上的缺点，以及逻辑上、推理上和事实上的错误进行修改的这种任务，绝不是十分令人兴奋的。尽管没有一个受基辛格辅导的高年级学生，像他自己从前曾做过的那样，交给他一篇三百七十七页的论文，但是，即使辅导一篇甚至只有一百页的论文，也常常是一种他很希望避免的任务。虽然基辛格试图努力遵守他的辅导约会，但还是常常落在他的每日约会的时间表的后面。受他辅导的学生觉得他是和蔼可亲的，风趣的，但他们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生活上越来越忙乱的特点。他很少有那么多的时间用在学生身上，像当初埃利奥特对待他自己那样。
当他在1957年回校时，新的教学和行政杂务落到他身上。担任讲席的第一年，他同别人合作承担了几门课，备课成为一项最关心的工作。基辛格同往常一样尽其所能地进行工作，但是他从未有充分时间准备得使他自己满意。几年以后，他才赢得了一个出色教师的荣誉。当他获得这种名声——这部分地是因他非常认真地努力改进自己的教学——的时候，他的班级扩大了，他在哈佛大学全校学生中间成为一位有名的教师。在五十年代，基辛格还没有享有这样的声望；在全校知名教师中没有他的名字，甚至他在自己系里，也不是最强的教师。他开始时承担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一门是讲授课，叫做“国际政治原理”，这门课他同丹尼尔·奇弗合作；另一门是研究班课程，即“美国外交领域中的行政和政策问题”，同他过去的老师威廉·埃利奥特共同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