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研究小组（以及那本书）成为基辛格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时，对于许多同他在一起的杰出人士来说，那只不过是繁忙的一天最后的一项义务而已。所以，完成这本书，并非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研究小组在给基辛格出主意，而是因为基辛格每天至少花上十二个小时以上进行写作、修改和讨论。他知道他受这个协会的裨益有多少，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人热情地支持他想提出的每一个论点，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批听众。如果他能够说服这样一批人——基辛格从未怀疑这个团体的重要性—认真地考虑他的一些想法，或者至少愿意讨论这些问题，那就有理由相信，他也能让协会以外那些跟协会成员没有很大不同的人阅读他的著作，并对它作出反应。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绝不是写给那些在美国政府中身居要职或将来指望担任这样职务的人看的。这本书没有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论文中所具有的那种个人的特质；这本书的语言比较含蓄，华丽词藻比较少，文字也几经推敲。十分清楚，基辛格是为美国的读者写这本书的。书中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词，指的是“我们美国人”，这几乎使人很为难。他涉及到许多很不相同的论题，有时也论述一些他了解得还不深的问题。他预料许多读者会不同意某些论点，但他关心的不是任何个别细节，而是他所试图证实的一整套较大的命题。
在一定程度上，基辛格看来接受了所有关于苏联实力的性质的传统论点，看上去他几乎是个正统的“冷战斗士”，但在更仔细地研讨了他的著作内容后，就可看出他和别人所讲的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他承认苏联富有侵略性的同时，他对苏联的成就以及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成就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苏联人不是什么“超人”，至少在基辛格看来不是如此他们也不是只要求美国停止扩张的所谓“被误解了的和平派”。基辛格抛弃了这一切对苏联行径的传统解释，实际上他指出，是美国的政策为苏联的侵略行动开了方便之门。假如美国想要求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它就得采取一些使这种秩序得以实现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才行。
在基本上属于乐观的分析的范围内，这种分析向美国的领导人指出，美国的问题虽然困难，但并非不能解决，基辛格主张政府的最高一级人员需要更大的政治才能。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打算向聚集在对外关系协会中的那样的人呼吁。这本书描述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不能用技术上的或“耍手腕”的突破来解决，并且暗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那些准备担当风险的人的智力上的严峻和性格上的坚韧。基辛格对那些曾在法律界和实业界得到锻炼的人能否对付外交上困难的政治问题表示怀疑，但同时，也并没有提出从别的职业圈中物色人才的建议。实际上，他是在告诉协会的同行们，如果他们愿意“回到学校”学习一下原子时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会比当时正在处理国事的那些人干得更好一些。亨利·基辛格十分乐于充当他们的主要教师。
在他生活中最关键的这一段时期中，他的另一重要的关系也证明了上述对基辛格著书的用意的解释并不是牵强附会的。1956年，在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理事长期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计划，目的为了研究今后十年内美国的行动方向。基辛格被任为这一计划的主任，从这个计划开始成立直到1958年6月，那时，他辞去了上述职务，但仍留在这个小组里担任顾问兼小组计划委员会委员。大约在同一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也辞去理事长职务去参加纽约州的州长竞选。其次，这个小组的任务已大体完成；它的各个分组提出的报告开始在1958年发表，并在1961年汇集成单行本出版。其后劳伦斯·洛克菲勒接任理事长，他阐述这一计划的三个主要目标说“确定今后十年至十五年中美国将受到挑战的重大问题和机会；阐明必须启发和指导接受这些重大挑战的举国一致的目的和目标；形成一套能够作为制定国家政策和决定的良好基础的概念和原则。”基辛格作为特别研究计划的主任，在这项研究工作中起着重大作用，他也是第二分组在1958年1月发表的文件《世界安全：军事方面》的主要执笔人；这个文件，实际上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缩写本。
除了在美国之外，这种特别研究计划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很难想像在法国、英国、德国或意大利会成立这样一个小组。而在五十年代中期的美国，这样一个事业似乎并无什么不当之处。一个小型的计划委员会成立了，配有一个效率甚高的工作班子。一批卓越的美国男女被提名为综合组成员。和这种类型的其他组织一样，它总努力使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有几个妇女，一个黑人，一个一望便知的天主教徒和两个著名的工会工作者。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是由于有声望——实业家、律师、出版家、教授、政界人物、大学校长、基金会的理事、监事等等。在综合组中，至少有几个也曾参加过基辛格的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综合组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前助理国务卿和驻巴西大使小阿道夫·伯利；成员有：康涅狄格州州长、前驻印度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物价管理专员切斯特·鲍尔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战后美国驻德部队总司令、大陆制罐公司董事长卢修斯·克莱将军；明尼阿波利斯市《明星与论坛报》的发行人约翰·考尔斯；医药公司经理贾斯廷·达特；达特默思学院院长、美洲事务联络处主任助理约翰·迪基；卡耐基基金会总经理、后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全国城市联盟执行理事莱斯特·格兰杰；卡里尔·哈斯金斯；圣玛利亚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妇女家庭月刊》公共事务编辑玛格丽特·希基；报纸发行人、妇女军团首任主任、后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投资银行家及保险公司经理德弗罗·约瑟夫斯；哈佛大学法律教授米尔顿·卡茨；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总统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小詹姆斯·基里安；《时代》、《生活》及《幸福》杂志的亨利·卢斯；前联邦储备系统委员会主席托马斯·麦凯布；小詹姆斯·麦科马克将军；芝加哥大学哲学和希腊文教授理查德·麦基翁；工会负责人李·明顿；贝尔和豪厄尔公司总经理、后任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查尔斯·柏西；美国无线电公司及全国广播公司董事戴维·萨尔诺夫；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工作的律师查尔斯·斯波福德；前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劳伦斯辐射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保险公司经理弗雷札耳·怀尔德；在小组中短暂工作过的还有前海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安德森；另有戈登·迪安。这些综合组的成员，和其他一些不太有名的人，还各参加六个分组中某一分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