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到1968年间的教授生活对基辛格来说，它的意义似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逊色。他开始发觉到从外界影响政府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在美国，在某些学科里存在一种误会，认为像专家和顾问之类的职位能够对政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基辛格比别人更清楚。尽管在这些年月里，基辛格越来越止步不前了，但很少流露出苦恼的情绪。在个人创业制度下的一个最后栖身之所——哈佛大学里，谁都没有对基辛格的止步不前给予很大注意。同事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写作少了，他们所关心的显然是他们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
此后，在1968年春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纳尔逊·洛克菲勒起初不打算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后来同意参加竞选了。基辛格成了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干得非常卖力，仿佛这次提名的成败全靠他的努力似的。可是洛克菲勒的指望落空了，他参加得太晚了；尼克松已经远远地跑在前面，甚至洛克菲勒和里根的力量联合起来都不能把他拉回来了。但是，对于这件事不管是洛克菲勒或基辛格都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那么，这场竞选运动倒使基辛格有机会拟订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声明，他认为这些声明比过去为一个党的竞选人所写的任何东西具有更大价值。洛克菲勒失败后，尼克松阵营里的人就来试探基辛格的意向，基辛格是否愿意加入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他表示对此没有兴趣。
然而，在当选总统于11月请基辛格到纽约皮埃尔饭店他的竞选总部去会见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两次长时间的私人会晤之后，基辛格被邀请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明白他不能拒绝这个职位，他也无意拒绝。因为他一直竭尽全力劝告别人在外交政策领域里应该怎样去干，已足足有十多年了，所以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一显身手。
基辛格的生平具有许多典型的二十世纪的特征；忙忙碌碌，容易激动和充满挫折。毕竟，基辛格就像他为之服务的那个人一样，是默默无闻的人。他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他之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他打算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考虑一种新的武器技术如何使先前的外交和政治（更不必说国防了）失去了时效。他生来是个犹太人，而且是个难民，他在既无家庭关系又无经济资助的条件之下必须自谋生计。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对于像他那样的人，已经无需再在他的道路上设置无法克服的障碍了。基辛格对于他为什么能取得进展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换了别人，尽管才能较差，或许早已轻而易举地青云直上了。基辛格靠的是他的主要本钱——他的才智。在一场竞赛中，吸引人们参加这个学院俱乐部，接受它的评价和信念的诱惑力是那么的强烈，而基辛格却能保持极大的自然克制和独立，这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智力和勤奋就是他的主要财产。然而，他的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他从研究历史中获取的——使他领会到智力不可避免地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智力不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的内在困难不会一下子被才智的力量所克服。他知道智力使他获得了现在的地位，他也明白智力还可能把他带到更高的地位上去。他还聪明得足以不相信智力最终会给予他那种美国人自从第一次踏上这个新大陆以来一直在不懈追求的“完美的和平”。基辛格始终是美国人中的一个欧洲人，同时也始终是欧洲人中的一个美国人。
第4章一早年
学会选择
亨利·基辛格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这样看待自己；别人同样也这样看待他。然而，他的确读过历史，他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超过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甚至超过那些战时和他有同样的经历、并且同样专心致志于外交事务和国防关系的人。基辛格是如何会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呢？如果他生于1914年或1915年，而不是1923年，并且如果他在魏玛共和国读完传统的大学预科教育——这种预科教育十分注意哲学、历史和古代语言——那么，他的知识就应当归功于优越的德国教育制度。但事实上，他到美国前只受过初步的欧洲教育而已。
基辛格当时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几乎不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有何不足之外。他在德国上过普通中学，在那里他已经在所有学科中都表现出巨大的才能。在纽约乔治·华盛顿中学里，他同样学得十分优秀。不论用那一种传统的美国学术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个高材生。1941年，基辛格从中学毕业时，如果说当时大学没有给予他奖学金，也没有一个教师认为有必要选拔他去接受专门的高等教育，那么这只是因为在美国没有这种做法，至少是在每年有几百名成绩优等或接近优等的毕业生的纽约广大公立中等学校的制度中没有这种做法。基辛格的父母，同纽约市许多别的做父母的一样，必须作出决定，是送儿子到纽约市的一所全日制大学读书，从而放弃一笔不读全日制就可能挣到手的收入呢，还是要他去上夜校，使他整个白天能够工作？他们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家境困难，别无他法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