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夸大其词。就亨利·基辛格而言，没有认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已经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它使人们对于外交政策永远抱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事情似乎都是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假如对基辛格的著作有比较充分的熟悉，就决不会像以往那样把基辛格本人加以浪漫主义化了。基辛格总是含蓄地或者明白地对个人作用的持久性产生怀疑，他明白个人能够和必须做到什么程度，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他无能为力的。
如果对基辛格的著作比较熟悉，那么也许可以使别人轻而易举地预测近年来外交政策的许多新事物，从而有可能使他们多少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正在出现的各种“惊人的景象”。新闻报道本身是这样纷至沓来，使人不能袖手旁观，也无法对它进行应有的认真研究。1969年以来，在野人士中没有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决不夹杂有个人私愤。总之，现在在野人士中找不到像他自己那样的“基辛格”了，这是对基辛格不利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使人感到遗憾的原因是：人们对基辛格的研究始终是站不住脚的，人云亦云的，当这种研究工作表现友好时，差不多满篇是多情善感之词，如果在表现敌意时，则又充满恶意中伤之词，这种研究往往掩盖了对基辛格生平的基本方面的无知。这两种研究工作中，没有一种研究充分强调基辛格生平那些独特的和值得一提的方面。如果了解这些方面，就会进而解释他的事业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这样的发展的原因。不妨回忆一下，当战争把他从纽约犹太难民区解放出来，并把他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时，那时他受的教育是多么平常。他在陆军服役使他在几个方面都具备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它使基辛格认识了美国，要不然他是不可能那么快就认识的；它使基辛格能够在迫使他产生同情心的环境下去看待美国。他在二十四岁时刚刚开始接受重要的正规教育；世界上并非每一所名牌大学都能那么体谅他的处境，或者能那么乐意让他自由发展，而只给以必不可少的督促，使他能感受到学术生活是怎样一回事。在这些年月里，实际上基辛格像隐士一样，受到了在此后一生很有用处的基础教育。
大学研究生生活给了他新的机会——用十分有限的经费建立新机构，从而使他和别的人都受益。“国际问题讨论班”及期刊《合流》都是基辛格留赠给哈佛大学的机构，或许可以看作是基辛格对他在哈佛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所作的部分报答。不管一个研究生同他的教授的私人关系多么好，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会有可能建立这样两个机构。这两件事靠的是那种独特的美国人的设想即只要有人肯花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妨试一试—一即使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建立的也行—没有一个领导人会有意责难。
但是，基辛格的一段甚至更为重要的经历则是在纽约。这一段经历使他走出了大学的小圈子，在接触那些他下意识地心向神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外关系协会在使他的一本重要的书的问世这一点上帮了不少忙，而这个组织的更为久远的贡献，也许是给这个举步维艰而孤独无援的人以信心和勇气，基辛格知道，除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无聊角逐以外，他是多么需要了解一些别的事物啊！接着，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建立了同样重要的联系，那时洛克菲勒正与别人一起致力于描绘一个当时并不存在的美国，不久他便当选为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是一个极端美国式的计划，这种美国式在于它的乐观主义，也在于它的设想，即善意的人们几乎肯定会赞同一个优良社会所应追求的理想。
在他从遭受炮火蹂躏的德国退役归来的十年里，基辛格顺利地获得在哈佛任教的永久职位，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得到其他的荣誉和机会。1961年柏林危机时，他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在华盛顿兼职，后来仍在坎布里奇过他的教授生活。但是人们容易忘记坎布里奇的大学生活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美国化。那里任务很重，但弥漫着自由气息。基辛格完全可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利用基金会的经费和其他资金使他有可能经常外出旅行；他几乎每天都要同华盛顿的上层人物通电话；国内和国外来访问他的人接二连三；专门有一位秘书把他的口述记录下来，并且把一部已经征求过朋友们意见的原稿的最后修订稿打印出来；图书馆藏书格外丰富，并且还能经常以报刊剪辑以及诸如对外关系协会的图书馆设备来补充。所有这些可能具备的条件，使一个学者在那个时期的哈佛大学生活得非常适意和愉快。应当提出的是，像这样的条件，对于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在坎布里奇也有一些令人垂头丧气的东西，其中有很多东西比起上面提到的那些有利条件来就不是那么美国化了。学院的团体就算在它们最开放的时候，也有可能成为见解褊狭的场所；大学里的政治对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而言，只不过像一场青少年的游戏而已。在诸如伦敦或巴黎等欧洲的主要首都里，一个大学教授倘若愿意的话，可以住得离学校远一些，去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但对于在坎布里奇工作的人，即使对于每周只准备去纽约或华盛顿一二次的人来说，都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