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曲解呢？这是因为许多用梅特涅式人物和傅斯麦式人物这类字眼来解释基辛格观点的人，对基辛格的历史评价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为之效劳的总统的政治活动。他们就像政治小册子作者一样写作；当他们使用诸如“现实政治”这种稍微含有贬义的名词时，他们想说明基辛格同十九世纪统治德国和奥地利的
反动独裁者思想意识上非常接近。但是关于基辛格本人对傅斯麦的政策表示过严重保留意见这一事实，他们竟不屑一顾；他们唯独喜欢把基辛格刻画成傅斯麦的门徒，甚至是他的继承人。至于梅特涅，他们可能要问，人们何必在基辛格那些迂回曲折的议论上去自寻烦恼呢？只要把基辛格拉到梅特涅的旗帜之下，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免掉很多麻烦了。假如你知道基辛格是如何描绘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你不妨对那些假装熟悉基辛格的著作而又不愿阅读他的作品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试试看。完全忽视这个主题的倾向现在占绝对优势。也许这样并没有什么损失，卡斯尔雷从未成为使美国人心惊胆战的妖魔，他只是表现上同真正的恶魔梅特涅和傅斯麦相象而已，除此以外，他要当一个德国人其至还不够格哩！
本来，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曲解详加讨论，要不是它们在基辛格对十九世纪外交，尤其是对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那样的政治家发生兴趣的性质上表现出一种根本性误解的话。基辛格研究这两个人并不是象十九世纪的小学生研读普卢塔奇的《名人传》那样，幻想他能够从中发现值得效法的模范。如果基辛格竟然想象效法梅特涅或傅斯麦是可取的或者是可能的，那么他就真是太天真了。基辛格研究他们的生平的意图并不是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物；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对采用他们的方法产生兴趣。他研究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使他眼界开阔起来，从而使他能够更加有效地思考他自己这个时代的问题。基辛格所关心的是二十世纪，特别是由于出现了热核武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
令人奇怪的是，在那些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差不多是神话般的欧洲大人物上已浪费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而却没有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努力来研究基辛格如何评价当代的风云人物，如丘吉尔和戴高乐、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大量的事实说明，几乎没有人知道基辛格曾经写过关于这些人物的文章。基辛格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独具慧眼的，他对他们的评价迥然不同于许多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的人，这不过是故事的开端，由于基辛格的著作相对说来并不为人所知，这个故事大部分无人谈起。
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论或著作，暗示他担任高级职位时可能会做些什么，这是不多见的。今天在美国，对于许多已经全国闻名的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公众大都是通过报刊、电影、电视等所传播的消息去了解他们的领导人的情况的；用来评价领导人的依据，常常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如根据别人对他们的议论；根据他们带来的同僚（往往也是一些同他们一样模模糊糊的人物）；根据他们在那些考验他们的表演才能和精力，多于考验他们的品格的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就算在少数孤立的情况下，可以从《国会记录》或其他类似地方看出他们好像持有明确的观点时，也无法得知人们所读到的东西是一个高明的行政助手的代庖呢，还是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首创者？我们依靠那些勤奋的新闻记者有时描述得栩栩如生的虚幻的东西度日。一个人在登上政治舞台时，就已经真实地把他的想法形成文字，并且把这些文字材料放在一个人人都能得见的公共场所，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能了解一个社会名流的想法，而且在他大权在握时又能了解到，这是要具有某种特权的。既然这种情况是这样难得，倘若不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机会，那就实在太粗鲁了。
然而，对亨利·基辛格来说，这种机会却一直被熟视无睹。一卷从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里偷出来的文件也许会刺激国内每个记者的胃口；记者们会不辞辛劳地去认真研读这种材料。就算“机密”文件确实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就算起码有一些材料不仅在帮助说明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思想方面，并且在更广泛地透露了政府的政策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可是试问：专心一致于“机密”资料不是使太多的美国记者而且也使太多的其他人对于公开场合能够见到的丰富资料不够注意了吗？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