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为，领导是原子时代的唯一希望；他为领导所下的定义是，“领导就是能够超越一种已经成为想当然的框框”的力量。在他承认“一个社会必须能够融会和利用平凡事物”的同时，他又主张领导要能“拒绝把行动限于一般的作为”。领导人必须乐于“确定目标，尽管那些目标或许大多数人还只是模糊地领会到”。基辛格说：“一个社会只能从经验中学习；它只有在采取行动已嫌太迟的时候它才‘明白过来’。但一个政治家则必须这样行动：似乎他的灵感就已经是经验，他的希望就是‘真理’。他必须弥合社会的经验和他的预见之间的缺口，以及社会的传统及其未来之间的缺口。”
基辛格发现，政治家总是受到官僚机构的约束，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在同《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中所写得非常相似的对官僚机构的一系列看法中，基辛格认为
官僚机构的基本动机是寻求安全’他写道，官僚机构“往往欢喜夸大它的问题的技术上的复杂性，并设法把需要作出判断的课题减少到最低程度”。官僚机构对伟大的概念总是抱有仇视倾向，它把这种概念斥之为“不健康的”和“冒险的”。基辛格解释道，社会的生命力有赖于这个社会“在组织的要求和灵感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要得到这种平衡绝非易事，尤其在特别重视专家的现代世界里更是如此。需要创造性的思想从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但就因为问题复杂使注意力都集中在纯技术的解决方案上。他认为，政治高于行政管理。后者要求的是纯粹的“运行自如”的技能，也就是适应于现行准则并在规定的体制内提高效益的能力领导需要的则是创造力。它需要建立体制，使行政管理工作能够在其中运转。简言之，官僚机构依靠专门技能，而领导则依靠远见。
在美国，基辛格写道，领导集团是在社会主要关心国内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政治“被视为一种邪恶但又必要的事物，国家的主要职能是行使警察权力。无论是训练和刺激都未能促使我们的领导集团从政治上或战略上去考虑问题。这一方面的偏重又由于我们的经验主义而与崇拜专家和重视专门化混合在一起。”政府机关中较高级的职位一般都由实业界和法律界提供的人才担任。基辛格说，实业，尤其是大规模的实业，主要是按人员的行政才能给予酬报的。而法律界则训练律师去“处理一连串互不相干的案件”，这就产生了一种倾向即作出“就事论事的决定，和拒绝接受长远计划中所固有的假设情况’基辛格认为，实业和法律界更多地训练人们去处理那些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概念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宁愿去处理经济问题而不大情愿去处理政治问题，那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实际的领导类型既是如此，因此，基辛格对苏联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并不惊讶。他认为，共产党人的训练方法绝大部分是政治性和概念性的，这要比任何依靠实业和法律界经验行事的人更适合于解决领导问题。美国挑选的领导人不是那些能在更大的范畴里把各种有关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的人，而是“既为部门的繁重职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同时，所受的训练又使他们把侵犯另一个专门化部门的业务视为大逆不道的那些人。”基辛格认为，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所需要参加的抗争，是准备得更好的。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社会的优点——它的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没有教条主义——不利于培养有效的领导集团。他写道：（美国）有一种“由委员会来作决定的偏好，因为在交谈过程中可以发现不同意见，并且可以在立场固定之前进行调整。”基辛格并不认为，美国需要模仿苏联的教条主义。但他指出，美国是否就不应当“用一种紧急感”使它的“经验主义活跃起来”呢。它必须学会敢于冒风险，不要总是寻找成功的保证。他就是用这些话结束了他那本书。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原来不准备作为一本大众阅读的书，对外关系协会的工作人员中也很少人认为这样一本连很多书评家也一定觉得难读的书会有广大的销路，而事实上，它的销路颇好。为什么这本书能取得这样普遍好评，甚至可以说这样惊人的成功呢？可能有这么几种解释。这本书显然是论争性的。在只有少数人敢想——更不必说敢写了——那些“不可想像”的问题时，基辛格提出了国家存亡的问题，并且用毫不含糊的话语推出了自己的观点。基辛格并不相信，苏联的一次全面进攻已迫在眉睫；相反的他认为这样一次进攻的可能性极小。然而，他提请人们注意另一个同样潜伏的、虽然不是如此致命的危险，即美国既无适当的军事战略，也无适当的外交来对付苏联准备在世界各地采取的侵略性的政治和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