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些读过这本书的人认为该书的独到之处几乎全部在于那些论述有限战争概念的章节之中（诚然，最严厉的批评也在于基辛格坚持要把原子有限战争作为一种战略选择这一点上），事实上，这本书还讨论了许多其他问题。基辛格不打算在有限战争、原子有限战争、军备控制或民防等问题上为专家写一本手册；他知道，他不写，也自有别人会写的。他的目标更为远大。他认为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是在用一些与原子时代完全不相称的概念进行活动，他们甚至还弄不清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更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了。从某些方面说，《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有点狂妄的。它独树一帜，不仅冲撞了那么多向来为人尊重的著名人士，并且对原子时代的头十年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相当不同的分析。基辛格写下了第一本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的“修正的”历史。
尽管这本书可能被认为是难读的（好些评论家就是这样说的），但它并不是一本技术性的著作。任何不熟悉的人，只要愿意的话，都能够阅读它，理解它。这正是基辛格的初衷。他并不是为他自己或是为一些由于特殊原因而对这个题目感到兴趣的一个小范围内的朋友和专家写的。基辛格挑选了一个刚刚开始成型的主题—热核武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含义，他写下了一本任何一个有心的普通读者只要肯花力气就都可以理解的书。
基辛格的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并未提供给他那些总的概念；其中有很多概念在他撰写的关于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形成了。研究小组也没有提供那一套他用于考虑原子战争问题的特有的理论探讨方法；即使这些并不是他的创见，那也是来自他的一群人数很少的同行学者。可是，协会的会员们也确曾起过两种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假如说他们中间很多人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理论的理解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无法同基辛格相比的话，他们却有基辛格可以吸取的其他方面的经验。无论是他们在半小时无意的交谈中把一个在另外的情况之下可能始终含糊不清的问题阐述明白，或是帮助基辛格解释一个他需要了解的科学或军事问题，基辛格由于同这些人相处而学到了东西。即使研究小组除此以外没有起到其他的作用，基辛格也已有足够的理由对它表示感谢。事实上，研究小组还起过一种更为重要得多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既无人看到也没有得到承认。
这个研究小组是由一些著名人士组成的，他们在美国享有一定的声誉。有些人出身豪富，却能摆脱物欲，而积极从事于某些活动，以示他们不仅享有特权而且也富有才干。其他一些人开始时处境较为低微，但也都在法律界或实业界，在纽约或华盛顿，拥有相当显要的地位。有一些人在政府部门担任很高的职务；另一些人在从事自己专门职业的同时，还分别兼任各种社会公职。有几个是卓越的学者，这些人在他们那些学科的同行中都是知名的。还有一些高级军官、政论家、新闻记者和一些基金会的理事、监事。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见闻广博，能言善辩，且非常自信。这个研究小组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使基辛格相形见绌的知名经历。他们都是一些突出的人物，而基辛格则仅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学者，不惯于和军官、银行家、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以及政府官员等来往。他的地位不免有些不同寻常。研究小组中许多人彼此十分熟悉，他们过去曾在一些类似的委员会中供过职，此外，还有从他们的被公认的成就中得到的无可估量的优越性，而基辛格却没有这样的经验或履历。在这样一些有成就的人面前，假如别人处于基辛格的地位，也许会退居一旁，表示出小组中许多人所习惯受到的那种恭敬。但没有迹象表明基辛格有退让或谦恭之意。他讲究礼貌，并善于应付，但他从最初同这个研究小组发生关系起，他就像一个教授利用他的学生那样利用他们。对基辛格的教育方面，协会最大的贡献是安排了一个班级给他，但是这种班级和他在哈佛或其他任何大学能够指望碰到的却是大不相同的。
基辛格像任何优秀的教授一样，极为专心地倾听着。他听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使他感兴趣的不是那些他可以从阅读或私下交谈中获知的互不关联的事实，而是人们所用的语言和论据。这些人是引用哪些证据来说明他们的结论的？他们在什么时候排斥某些建议的？他们认为怎样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当基辛格发言时——他是经常发言的——就像任何教师一样，很想弄清楚听他发言的人们的反应。他的论点中哪一点还未能说服别人？哪一点很易被人接受？他是否应对那些似乎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论点作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