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体会到为什么制订一个战略理论竟如此困难。他写道：“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需去控制这么多的由于意识形态，由于新国家的相继出现，由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对国家集团，以及由于迅速变化的武器技术而同时发生的革命。”困难很大，但这些困难并不能完全说明何以制订一个战略理论成效很少的道理。基辛格写道：“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挑战，是如何使这个社会的领导自然地和自发地思考最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答案并不在于使每一高级官员每天都来思考全面战略的问题。基辛格写道，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说，在走上最重要的职位之前，就需要养成思考这类问题的习惯。
美国对自己的经验主义感到自豪。然而，根据基辛格的看法，这种经验主义造成了美国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美国而言，任何事情除非它是“客观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也导致对于“必然性”的追求。基辛格写道：“政策是权衡可能性的艺术，精通这种艺术在于善于辨别各种可能性之间的细微差别。”认为政策是一种科学，并按照这一认识行事，结果会导致呆板。对基辛格来说，只有风险是肯定的，而机会则总是依靠推测的。他写道：“在事件发生以前，人们对它的含义无法‘确知’；而事件发生以后，便来不及补救了。”基辛格论道，“外交政策上的经验主义容易导致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的倾向。”美国领导人为了寻求肯定性，在掌握全部事实之前，总是拒绝承担责任。基辛格写道，而当全部事实都已掌握时，“通常危机已经形成，或者机会已经错过了。”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用来应付紧急事件的。”对于制订那些可以防止危机的长远计划，没有给予同样的注意。由于那种被基辛格称之为美国的“崇尚专门化”，政府各部门都在制订政策时参与意见。除了由责任过分繁重的总统进行审查之外，没有人对这种活动进行细致的审查，而总统一般来说也很难这样做。基辛格提出的最严厉的指责就是，美国总是试图用行政手段来应付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只能增加美国在苏联压力面前的脆弱性。由于不可能知道苏联人什么时候是说话算数，就往往促使人们每逢苏联改变一次政策都按照表面价值来认识。苏联的“阿谀奉承”也好，苏联的“拒不妥协”也好，对美国政府——它总是想对苏联的行动作出反应——来说，同样是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即使在美国政府试图跟苏联和平相处的时候，它一般也显得“死板，缺乏想像力，甚至还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据基辛格看来，“外交政策上没有一种传统”只能加深美国经验主义中固有的偏见。措施几乎总是在时机上安排得不妥当；一项好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那种天真的想法，似乎主宰着美国人的思想。
据基辛格看来，美国的政策缺乏“区分细微差别的感觉”；它总是那么刻板，以致对基本立场的任何一次重新审查，都成了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美国，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基辛格认为美国的历史特别缺乏悲剧性的场面），在应付那种认为大难临头的概念上有很大困难。这个国家对那种可能出现巨大灾难的结局，无论在感情上或心理上，都缺乏准备。因此，就必定很难产生“一种紧急感”；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会无法挽回的这种想法，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同时，他们也真诚地不愿根据实力来思考问题；实力被看作是腐败的，是应当避免的东西。基辛格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使用实力上几乎是害羞的，好像它从根本上就是邪恶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由于我们自己的作为而得到别人的欢心，我们但愿我们的成功是由于我们的原则具有说服力，而不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强大。我们在实力方面的内疚，使我们把一切战争都变成讨伐，然后便以极端绝对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极少找到使用我们实力的中间方式，而当我们这样使用实力时，我们也是颇为勉强的。”
基辛格指出有一种倾向使美国人相信，和平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型式，所有其他的都是邪道。他认为，“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加危险的了。”基辛格重复它的最初在《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中所提出的一个论点，并诠释了为什么和平永远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为什么应当把和平看作是从一项设想完善的政策中所得到的额外收获。基辛格坚持说，生存取决于在掌握部分情况的基础上、在不一定完全实现自己原则的条件下担当风险的愿望。他写道：“无论是在估计挑衅行动或是在衡量可能的对策时，坚持绝对化就等于无所作为。”基辛格在要求树立一种“关于世界事务的更有生气的观念”时，他把他的目标定为“要像苏联集团感到可以任意利用非苏维埃世界中的一切困难那样，以随时准备利用在苏维埃轨道内出现的各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