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把这一点称为“绝技”。他写道：“尽管美国垄断了原子武器，苏联仍旧保持了它的好斗意志。实际上，它反而把它的相对弱点转变成了一份财富，并且在历代沙皇奋斗了几个世纪而未能打入的欧洲中心巩固了它的地位。”当苏联装扮出对原子武器的发展不感兴趣，喋喋不休地侈谈必须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时候，他们却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自己的核武器达到完善的程度。在基辛格看来，他们真正的成就并不在于技术上的突破，也不是他们为了获取某种情报而进行的谍报工作上的表现的本领，而是他们的无所畏惧，以及他们知道如何使美国无能为力的那种别出心裁的才能。他在思考这一成就时，写道：“通过这点可以说明，在国家关系中，意志的力量可能比实力更为重要。”
当苏联成为核大国时，就改换另一种手法了。他们使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不负责任和贪求权势的国家，如果美国的领导人认为合适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一场核武器的大屠杀。基辛格写道，同时，苏联认为，他们无视自己关于核战争危险的种种宣传，而恐吓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说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在苏伊士（运河地区）进行非法活动，苏联就要使用火箭攻击，等等，这些做法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苏联还不时对其他国家发出同样的恫吓，特别是那些准备接受美国原子支援部队的国家。基辛格很赞赏苏联人的胆略。他知道西方由于不愿对抗他们的这种恫吓，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据基辛格看来，苏联特别急于否认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苏联的宣传总是认为，一旦动用了核武器，就会引起全面的原子战争。基辛格说，这种宣传的目的是想麻痹潜在的对手。然而这种宣传从未使苏联人自己停止发出威胁。因此，基辛格认为，俄国人自知在这一特殊的军事领域里还处于劣势，并决心制止美国发展一种可能使他们感到窘迫的能力。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去赞成苏联的这种战略计划。他以为有限战争的战略之所以特别适用于美国，恰恰是因为这样美国可以运用它的经济、心理和道义上的力量，他驳斥了苏联所有关于这种战略的最后结果将是引起一场全面原子战争的说法。基辛格写道：“正像在我们的原子垄断时期，克里姆林宫以虚张声势的表现来掩饰其虚弱一样，现在它可能正在设法把我们最有效的战略说成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阻碍我们这一战略的实施。”
基辛格在考察军事战略、盟国间的关系或跟苏联集团的关系时，他都要回到这个唯一的主题上来，即美国缺乏一种足以适应核时代要求的理论。基辛格把社会的需要一种理论，比喻为一个人的需要教育。基辛格写道：“在事件发生之前，预先阐明其意义，它能使社会像对待例行事务那样来处理大多数的问题，而把创造性的思想留以应付非常或意外的局面。”基辛格说，有了一套理论，能使人们不必每碰上一件事就要从头开始思考；当政府决策机构公务异常繁重的时候，这样可以带来不少好处。他解释道，有了这样一种理论，也能够保证美国不会因世界上事态的变化而经常感到突然。基辛格写道：“我们的理论对于我们在世界上的战略利益的性质必须是明确的。它必须了解苏联的行动方式，不要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标准来衡量的一种行动方式，来错误地套到苏联领导人头上。由于我们的政策是如此明确地以威慑为基础，所以我们的理论必须特别掌握对方是如何估计它的风险的。”
基辛格批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种作出决策的程序。在他看来，两者都主要是致力于达成一种能为权力很大的部门所共同接受的意见。他说，这跟提供“一种方向感”不是一回事。各军种之间的敌对使事态更为严重。他写道，要把任何一项重要使命交给几个军种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各军种的首脑都不想建立一套全面的战略理论，而预算方面的考虑只是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作预算时，是首先考虑费用的，这样造成理论屈从于技术，进一步加强了“军界固有的保守性”，据基辛格看来，而且还提倡
一种微妙的浪费形式’例如，放弃一种武器系统，就意味着放弃一笔同时交下来的财政拨款；有一种强大的动机要避免这种做法；结果呢，难以避免地，陈旧的武器系统保留了下来。那些任期短暂的领导某些部门的文官和国会的议员有时企图干预，他们几乎总是失败；他们既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这种组织能使自己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