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写道，在他们的外交活动中，列宁的理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列宁把谈判视为“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许多工具之一，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固有的道义的价值，而视其在促进苏联目的中的效能如何而定”。美国人过高地看重了谈判，有时候，它本身几乎就是目的。基辛格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官员中，律师占据主要的地位。法律和实业界是培养美国外交人员的两个主要场所。在基辛格看来，用法律上那套处理事物的办法，特别不适用于与革命的国家进行谈判。他解释道：“法律是一种使现状合法化的表示，它所允许的改变是以双方同意为前提的。相反的，革命的一方所以是革命的，正是因为它拒绝现状。它接受一个合法的体制，只是为了把它当作颠覆现有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已。”基辛格写道，通常的外交方法不能用来与一个革命的国家打交道。在一种合法的国际秩序中，谈判的目的在于达成协议，而在一种革命的秩序里，基辛格解释说，“会议上几个主要角色讲的话，更多的不是讲给对方听的，而是讲给全世界听的。”基辛格认为，美国外交的主要弱点，就是没有注意到“外交政策中这个象征性的一面”。
美国由于完全不顾这种心理的方面，从而让它的对手占了很大便宜。据基辛格看来，国际争论“几乎完全是按照苏联确定的范畴和步调而进行的。”当人们都关注于“核武器的恐怖”时，没人想到要为“可能投掷这种武器的苏联侵略的危险”而担忧。苏联人异常镇静；当他们想谈判时，他们就进行谈判；当他们发现继续谈判下去没有什么好处时，就中断谈判，而且他们这样做，别人也从来不打算要他们付出任何代价。苏联人几乎总是挑选那些有意使美国感到最头痛的题目进行讨论。由于他们的目的从来不在于缓和紧张局势，更不用说要达成什么协议，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自己的策略。基辛格把这种外交称之为“政治战”，它跟正常地制约着外交活动的目的很少有什么关联。他懂得克劳塞威茨关于战争是采用其他手段的政治的一种继续这句名言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改变为苏联的格言，“和平是斗争的继续，只是所用手段不同。”
基辛格在探讨共产主义的军事理论时，给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以最高的评价。毛在三十年代写的两篇论文，被他说成是“就其具有结构匀称感以及把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技巧而言是杰出的。”基辛格写道，毛的理论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少有的心理洞察力，和十足的无情”的结合。中国的基本军事战略是“持久的有限战争”。基辛格强调说，毛一贯强调心理优势的重要性；对毛来说，心理优势和任何物质上的优质同样极为重要。毛认为，在任何战争中，坚决不媾和的一方在心理上占有优势；而迫切要求和平的一方，即使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却受到严重的妨碍。基辛格认为，在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任何战争中，首要的先决条件是清楚地了解战争的目标。在一次极罕见的、用斜体字的地方，基辛格写道：“不要追求人们不情愿为之无限期地战斗下去的局面，同时，除非到了一种使人愿意无限期地等待的地步，否则不要前进。愿意比对手等待更久的一方——即比较不渴望和平解决的一方——无论实际战争的结局如何，总能够占着心理上的优势。”
基辛格问道，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真心希望和平？他们关于和平愿望的声明是不是真诚的？他认为，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他随后解释道，这并不意味苏联人在今后的一切时间里都将继续是革命的。历史上曾有许多事例，一个革命运动“失去了它那救世的锐气”，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只是“在一个救世运动遭到了同样激烈的反对，或者它的军事力量已达到极限的时候”，才会出现。基辛格不同意那些强调苏联会“资产阶级化”以及主张耐心等待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出现来改变苏联的学说的种种理论。他对此表示怀疑，并提醒不要抱有虚妄的希望。他觉得，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使苏联集团消除疑惧，从而使它采取比较合乎情理的政策。可是，假如苏联坚持要绝对的安全——这在任何一种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是做不到的——那就没法使他们安心了。只要他们执意寻求绝对安全，美国唯一可靠的方针就只有期待革命斗争继续进行，尽管是以完全新型的方式出现。基辛格解释说，这并不表示他认为和苏联摊牌已迫在眉睫，或者美国必须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基辛格写道：“无论从政治上或军事上说，全面进攻是苏联战略中不太可能采取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