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为这种失败找到了许多原因——产生于美国不愿意让别人分享它的原子能情报，也产生于美国的欧洲盟国不情愿为建立一种可靠的防御体系作出必要的经济上的牺牲。有些国家显然宁愿对苏联实力的现实视而不见，基辛格写道，只要美国坚持欧洲的防御必须依赖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意志这种政策，那么，这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在他们自己的防御方面作出充分的贡献是没有什么促进作用的。他们将继续提供设施（诸如基地之类），作为在理论上可以抵挡苏联的“戒备的警卫线”，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政策并不能构成一种重要的防御力量。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戒备的警卫线的作用不是为了守住一条战线，而是为了确定战争的起因。”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所作的任何军事贡献，只是重复了美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已。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在欧洲大陆上建立军事设施的目的何在，核武器在盟国战略中所含的意义是什么——它就不可能相互密切配合地部署自己的武装力量。基辛格认为在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军事设施，“作为戒备的警卫线既嫌太强，抵抗苏联的大举进攻又嫌太弱，而且无论如何，它们并不是真正为了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基辛格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前所未有的场合下发展起来的。在那里，我们的战略理论扼杀了欧洲国家作出重大军事贡献的积极性，而欧洲人也一直不愿意过于流露出他们的犹豫心情，唯恐我们会收回保卫他们边境的保证。从全面战争的战略来看，这种保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当明确它的任务，这是十分必要的。基辛格问道：“它是用以警告苏联集团对西欧的进攻必然会引起一场全面战争的一种机构呢？还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完整使之不受侵袭呢？”如果前者是它的目的，那么，在欧洲大陆上驻扎大量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军队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是后一种打算，那就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战略理论。
在最后的分析中指出，一项军事政策假如不能使美国及其盟国正确地估计苏联挑战的性质，那就不会是有效的。在基辛格看来，这种挑战包含在他称之为他们的“暧昧战略”之中。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经常宣扬它们的革命目标——无非是要摧毁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许多人并不认真地看待它们的宣言。十九世纪对拿破仑是这样，二十世纪对希特勒同样是这样；非革命的国家以为，表示“诚意”和“乐于达成协议的愿望”就可以使那些革命的国家比较不那么难弄。基辛格在几乎是一字不变地重复《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一书中的某些内容时指出：“对付一个革命的国家，迁就、和解的策略是不攻自破的。”他坚持说：“安全只能在一种预先防范的政策中找到，这种政策是，要在当前表示清白无辜的申辩中，对未来的威胁作出估计。”
基辛格认为，苏联的力量产生于它的“革命的正义性和高明的心理战术的结合。”苏联领导人懂得怎样把他们的力量扩张“到欧洲的中心和亚洲的边缘，而和每一次扩张行动相配合的是大篇有关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声明。”基辛格认为，共产党人的力量来自他们熟悉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并懂得怎样利用这种理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要比他们取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更多。基辛格写道，苏联政策的每一次重大变动，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他们以为是合乎当时战略需要的具体估计。苏联交替使用和平攻势和战争威胁，因为两者能在不同时间服务于不同目的。当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和平攻势时，他们似乎对输出他们的革命不感兴趣；而当他们转而发动战争时，他们硬说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包围他们。这两种论调由于一再反复已经使人感到乏味了，但这两种论调不论是哪种都还能赢得人们同情的倾听。基辛格说：“人们对于苏联的每一个新的行动都是按照表面价值把它接受下来，每一个新的行动都引起了没完没了的争论，究竟苏联政府是在准备着‘摊牌’呢，还是准备引向一个和平的时期。”这对苏联处理自己事务的方法，是一种彻底的误解。
基辛格写道，苏联人并不认为谈判是一场讨价还价；对他们来说，谈判仅仅是对一种“客观形势”表示“认可”而已。他们通常是小心谨慎的，几乎从不采取大胆行动，他们的政策只有在成为事实之后才被人们理解。因此，比如，在1954年，没有人想到苏联的目的是要在中东成为一股力量。捷克向埃及出售武器这件事，并没有为西方对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发出的威胁作好思想准备。基辛格认为苏联的暧昧战略提西方难以对付的一种战略。基辛格说，苏联提出的挑战，其道义的力量超过了物质的力量，问题是在于西方能否及早预见这种危险，并在完全看清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之前，能有所行动，一般说来，到看清时，再采取行动已是为时太晚了。基辛格把苏联的许多成就归功于“精神上有较大的顽强性”，以及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更甘愿冒风险。他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在道义上已经破产，但这对苏联人并无妨碍；他们比反对他们的人有更大的决心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