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以他在评价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时同样的坦率态度写到了“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稳定的诸因素和当代强权关系的本质并不了解”。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主要是通过反对殖民大国而达到显要地位的，基辛格写道，他们的这种训练并不特别适合于应付国际问题。同时，也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接受过十九世纪传统的自由主义正规教育是一种有利的因素。这两种经验都未能为人们准备好去应付原子时代的国际关系。在这种新社会里，能言善辩几乎总是起了一种过分重要的作用。基辛格告诫说，切莫“对只靠说话就能办到的事情估价过高”。他说明了新兴国家在苏联的“和平攻势”面前是如何脆弱，还解释了共产党人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们的道德说教对这种新社会的吸引力。共产党人知道怎样使用旨在打动新独立国家的心的言词来为他们的活动打掩护。同时，又因为中国和苏联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经常采取陈兵边界的形式来显现这种实力，这给新兴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美国的实力则显得抽象和短暂。
在各个不发达国家里，由于国内问题往往非常棘手，基辛格认为，这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力量，使这些领导人避开那些国内问题而谋求在国际事务中为他们自己树立声望。基辛格并没有批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法；不过，他提出，这样是否会导致他们去充当那自己并未具备条件去充当的角色。他知道，这种意见似乎有些自以为高明的味道，但是他感到有义务指出这一点。基辛格认为，仅仅以实力为基础或仅仅以道德说教为基础，同样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政策来的。
基辛格敦促美国去寻找“一种二十世纪相当于‘高挂战旗’的东西，即有能力并且有决心迅速地和果断地拿出我们的实力，这不仅是为了制止苏联的侵略，而且也是让不承担义务的国家对于我们能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强调必须改变错误地依赖与新兴国家的单纯军事联盟，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对“大国军事集团”强调得太过分了。新兴国家不惜一切地需要和平；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安定依赖和平。他们对美国的军事联盟包括在其他前殖民地区建立的美国军事联盟抱有怀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这些军事联盟所提供的军事利益如此令人怀疑，基辛格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放呢？一种较为合理的美国政策，应当是帮助建立一些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保卫他们自己的地区性集团。基辛格要求美国“不仅要有更大的同情，而且要有更大的威严”。他为那些老是匆匆忙忙、东奔西走的美国高级官员感到惋惜，这些官员满以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排解每一次危机。基辛格写道，美国如果稍为触怒那些不承担义务的国家而烦恼，较多地保持一种为新兴国家所了解并能作出反应的姿态，这样就更好些。由于基辛格对新兴国家的了解很有限，他没有能详细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外交或军事战略。他只是提出了几条应当指导美国对世界上这些地方的政策的基本原则。
对于欧洲，他有着较深的了解，他有可能谈得更为具体。他认为，一般为美国的盟国，特别是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论点，是不适当的。如同他在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时的论点一样，他把美国看成是二十世纪的“岛屿强国”，它的生存有赖于“防止其对面的大陆沦入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基辛格写道，欧亚的关键在西欧。假如欧洲丢了，中东和非洲也会随之丧失，全面战争中的战略优势将会转到苏联方面。要是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美国“将被迫把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现在人们所认为的美国生活方式不相容的那种地步”。然而，在基辛格看来，这还不是对欧洲的“丢失”可能会产生的种种后果的最悲观的估计。他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再是我们政策的主人了。”
这类事没有一件是非发生不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能够利用的工业和人力资源，都大大地超过了苏联。按照基辛格的看法，问题是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未把它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它仍然缺乏一支能够提供有效防御的军事力量。在更大的范围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经历着与美国同样的困难。对于它可能被迫进行的战争类型，或者对于那种战争所必需的兵力的类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是心中很有数。尽管定期地宣布新的武力水平，但是却从来没有实现过，没有一个人敢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备了有能力抵御苏联攻击的军事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