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暗示，美国需要在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信心这两方面发展；这可以从采取稍为认真一些的态度来对待苏联提出要“埋葬”资本主义美国的那个经常出现的恐吓这一点开始做起；认为这种恐吓仅仅是夸大其词，这样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基辛格批评美国那种把同苏联集团的冲突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失常，可能会通过某种重大的突破而告终的习惯说法。基辛格写道：“历史证明，在革命国家的敌方不停止把革命者认作为实际是被误解的合法主义者之前，就决不能使革命国家罢休。”他解释道，美国如果能像俄国人研究美国的性格那样去研究苏联的心理就好了。基辛格坚持认为没有纯政治的或纯军事的解决办法。美国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创造一种把政治、心理、经济和军事诸因素相互紧密结合的战略。他解释道，无论中国或者苏联，除了保持它本身的国家生存之外，都不愿为其他任何目的作孤注一掷的冒险。
基辛格思考了苏联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必定具有的心理。他们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打败了纳粹德国，又在以往二十年中历尽了内部的动荡不安、挨饿受冻和镇压，当他们摆脱这一切时，却发现美国掌握着一种能够给予苏联前所未有的危害的武器时，他们一定感到十分惊慌。但是，他们多年革命的战斗经历为他们面对这一最新出现的逆境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从否认原子弹会丝毫改变列宁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开始；他们说，新武器不仅远远不能延缓资本主义的必然没落，相反只会加速这种没落。他们那种冷静和胸有成竹的反映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结果便演出了一场在理解心理因素上很巧妙，在坚定性上很残酷，在方向感上很无情的绝技。”苏联人系统地阐发了三个互相关联的论点，然后，运用外交和宣传广为传播。第一，他们说美国夸大了原子武器的威力；基辛格解释说，这是为了证明在“主要的武力范畴里”，苏联仍占优势。第二，他们说，尽管原子武器不像美国人所吹嘘的那样威力强大，但却比美国人所声称的还要可怕，因此应当加以禁止。第三，他们坚持原子能的唯一合法的利用是用于和平目的，并说，他们自己准备在这方面带头。这样一种针对原子弹所作出的政治、外交和宣传上的反应，可以说是再机敏不过了。不仅在当初美国拥有全部核垄断和俄国人致力于“禁止原子弹”宣传的时候，而且在以后当他们交替进行核报复威胁与建议全面销毁原子弹的时候，苏联人的足智多谋也给基辛格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的，苏联人知道怎样利用美国人的禁忌和惧怕心理。
斯大林终其一生曾做了一切努力来贬低原子弹的重要意义，对于认为原子弹已经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任何提法，都斥责为荒谬可笑。苏联的公众宣传工具对西方的核成就不加理会。基辛格注意到，事实上，他们就没有报道自己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世界各地是从美国的报道中得知这件事的。基辛格相信苏联人保持缄默，是反映了他们害怕美国会对俄国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攻击，从而在俄国的原子能尚未极度发展之前即予以摧毁。基辛格认为他们保持缄默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苏维埃的学说与核武器是互不相容的。苏联人不可能考虑去更改他们的学说，特别是在他们的原子能力还显然不如美国的时候。基辛格写道，在1953年以前，苏联的战略是主要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军事经验来制订的。苏联依然相信大规模的步兵进攻的效力，他们认为，通过破坏敌人的士气，可以取得胜利。如果战争爆发，苏联人料想这场战争和他们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相差很大。基辛格和那些以为苏联人总是掩盖其意图的人们相反，他认为，苏联人一般总是干那些他们说准备要干的事。
在美国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共产党人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国对苏联使用原子弹。在基辛格看来，和平运动是一项卓有成效的运动，“它引起了很多对核战争的前景感到胆战心惊的知名人士的希望和恐惧，他们本来是不愿意同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发生任何关系的。”苏联在那时所做的一切都很有谋略。基辛格解释道，一方面，苏联人反复强调原子战争的恐怖以求瘫痪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自己却无意被这种危险束缚住手脚。苏联的理论家们甚至并不认为原子战争可能造成一种僵持状态，从而会延缓他们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基辛格说，1949年以后，人们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即将进行的斗争。苏联的宣传否认这场斗争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末日；正如马林科夫指出的，这只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结束。基辛格写道：“苏联的领导不打算让任何关于核战争恐怖的理论限制自己的行动，不论这些想法对于瘫痪非苏维埃世界的抵抗力是多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