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对一个联盟的严峻考验”就是它“是否有能力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上取得相同意见：某一次挑衅是否意味着侵略，如果是的话，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抵抗”。一种有限的侵略势必对不同国家的利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的联盟显然都是地区性的；它们的目的是进行可能的地区性军事合作，并且，人们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能进行其他形式的合作。设想巴基斯坦会对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感到严重不安，或者比利时会对朝鲜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心，那是毫无意义的。设想美国的盟国会准备积极卷入那些在他们主要关心的地区以外的事务，这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甚至像英国这样一个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指望会这样做的盟国，在基辛格看来，也不会打算像大国那样采取行动。在他看来，在核时代一个大国是一个“拥有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的报复力量”的国家。只有美国与苏联具有这种能力，只有它们能够指望做某种事情。美国的盟国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援助的诺言，谁都无法同苏联作战。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保护或者苏联的默许，它们谁都不能与一个较小的国家打一场有限战争。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苏伊士事件的教训“就是在我们的盟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一场有限战争，并依靠本身的力量使之保持在有限的规模之内”。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要否认或者隐瞒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联盟的成功依赖于承认这一事实，那就是：美国的利益和它的盟国的利益不可能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实力的悬殊和责任的悬殊简直是太大了。但是，在纯粹是地区性的问题上合作是可能的—事实上是必要的。而在世界的实力平衡的问题上（这是美国的一种正当利益），基辛格承认，意见就不会总是相同的。他写道：“假使我们的军事理论不威胁着要把所有的战争都变成全面战争，我们的盟国就一定准备让我们单独行动，或同地区性合作范围之外的一个不同的实力集团一道行动。反之，我们也应该对那些生存余地—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的——远较我们为小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表示谅解和同情。任何其他的方针都将会导致瘫痪：它将使我们在共同关心的地区以外由于盟国的拖累而难以行动，它将使我们在共同关心的地区以内把我们盟国弄得灰心丧气。”
基辛格的这些观点是在杜勒斯时代的顶峰时期写的，当时还十分重视盟国的“义务”，并指望它们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实际上，基辛格的观点是要敦促把所有这些压力减轻；要求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得到美国的所有盟国的支持，那是没有必要的。至于那些不承担义务的、使杜勒斯以及一些和他有同感的人感到那样悲哀的所谓中立主义国家，基辛格的观点也是同前面所说的性质相同。基辛格要求美国领导人大可不必把不承担义务国家的那种中立主义立场看得太严重。尽管美国的利益是在于表明它自己与那些新兴国家的“希望与意愿”是一致的，并且在于“制止白人联合起来反对世界上的有色人种”，但这并不是迫使美国领导人变成新成立的一些国家的毫无批评的赞美者。
在基辛格看来，这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是殖民主义的产儿：他们在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外国主宰下，吸收了许多形成他们的政治观和社会观的东西。他们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以后，认为必须强调自己与他们的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他们必须坚持自己在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优越。基辛格说，一旦取得了独立，正是这些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他们从前的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方法要比和他们所统治的本国人民的接近得多。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变得更加热衷于他们的反殖民主义偏见；似乎是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才能确保他们个人的地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中立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几乎就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它只附带地是一种蓄意制订的政策。基辛格敦促美国接受这种局面，而不要被它搞得心慌意乱或忧心忡忡。如果试图去博取新独立国家的好感，这将是徒劳的。基辛格写道：“过于热情地拥抱，或许只会导致他们倒向苏联集团。”显然，这也并不是说应该不理睬他们。可以寻求一些特定的和有限的目标；但是，作出普遍的努力来迫使他们放弃中立主义，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