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战争中，基辛格认为：“必须放弃那种军事行动一旦开始，直接的外交接触就告终止的想法。倒不如说，为了使得双方都拥有关于扩大一场战争所造成的后果的正确情报和能够提出一项政治解决的方案，直接的接触就更加必要了。”基辛格认识到这种情势的矛盾现象；在核时代不再有什么秘密可言；战争将同“封建时代的那种既是对实力的考验又是对意志的考验的旧式战争”差不多。基辛格写道，一旦美国军界领导人懂得有限战争理论的含义，那么，谈判就能开始保证有限战争保持在有限范围之内。限制打击目标和武器大小的协议就可能进行探讨。摒除某些目标——例如城市—将起到对一些使用起来杀伤力很大的武器的大小制定一个上限的作用。可以作出努力来达成这样的协议，“凡是超过五十万吨烈性炸药力量的武器都应该是‘干净的’炸弹。”这些协议都应当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就达成。基辛格写道，美国应该很好地“把裁军谈判的着重点由防止突然袭击这一在技术上几乎是做不到的问题上转移到减少战争恐怖的这一努力上来。”
基辛格由于不相信存在着任何现有的军备控制计划会及早实现的前景，所以他提出进行谈判，传递两项重要信息。首先，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再拘泥于它的全面战争战略而一概排斥其他战略了；现在应该让苏联人懂得，其他的选择正在考虑之中，军事计划正在制定之中，从而使那些选择得以实现。其次，苏联应当使自己习惯于这一事实：美国能够采取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并且这些行动不应被看作是全面战争的前奏。基辛格承认，其他一些目标也可能通过谈判而达到；他认为这些谈判是在一个肯定是漫长而沉闷的过程中的必要的第一步。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是紧接着苏伊士和布达佩斯事件之后写成的，那时候，有许多人对苏联的暴行和侵略感到非常愤怒。他对于受到人们偏爱的对付苏联的许多办法，都表现出一种几乎是有意的冷淡。他赞同谈判——为那些他认为最重要的目的而谈判—但是他坚持主张，这些谈判应该按照大部分是由美国决定的议程进行。基辛格写道，沿着这种方针进行的外交活动将会产生有益的效果，不仅对美国来说是这样，更加普遍地说，对国际大家庭同样如此。
在描绘了支配美国与苏联关系的一种新政策的大致轮廓之后，基辛格转而考虑美国与它的盟国的关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进入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联盟体系”，它包括了大约四十四个主权国家。基辛格在观察这个联盟圈的时候，发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地方。美国同它的某些盟国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同其他一些盟国呢，这种联盟在增加美国的有效力量方面似乎也很少有所补益。只要美国信奉这样一种军事理论，把全面战争当作对任何重大危机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反应，可以预料它的许多盟国就可能不得不奉行一种风险最小的政策；它们没有理由要卷入那些在它们看来是美国的争吵之中；为了这样一些目标而危及自己的国家生存，看来简直疯了。
基辛格写道，大规模报复的理论完全打消了促使盟国作出自己的重要军事贡献的诱因。它们看不到有何必要那样做，并且十分愿意设想它们为美军提供基地和便利就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更严重的是，这种战略迫使他们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压力集团而行动：敦促美国审慎从事，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冒险。基辛格在考察了美国和盟国的兵力部署之后，讲到这是“权宜之计和相互敷衍”，这些都是错误的军事理论所造成的。在部署着强大地面部队的欧洲，美国的战略理论明确地排除了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有人总是争论说，假如苏联人开进欧洲，美国将会动用它的全部核能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地面部队用来阻截或威慑什么呢？基辛格在准备支持一种允许欧洲进行局部防御的政策的同时，坚持主张这种政策需要有一种实力保证，并且需要有一种与现存的任何战略理论都完全不同的战略理论。
当基辛格写到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接触到事情的核心了。“如果红军明显地是为了解除西德的武装，而进攻欧洲，并向美国和联合王国保证，它们不会受到战略轰炸，而且在达到它的有限目的之后就退回到奥德河，那怎么办？法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会打的问题明确了吗？联合王国会发动一场不论其结果怎样都将意味着其文明的终结的全面战争，这个问题清楚了吗？美国总统会拿五十个美国城市来换取西欧，这个问题也明确了吗？而且，即使他准备这样做，我们的战略的任务将仍然是研究出一个不像国破家亡或投降那样可怕的出路。”许多欧洲人在对核时代的危险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情愿奉行中立主义的政策。基辛格争论说，中立主义或屈膝投降都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像美国一样，欧洲也需要避免一场全面核战争。欧洲如果保持中立，美国将会被局限在西半球，如果发生一场危机，基辛格写道，美国除了打一场全面战争之外别无选择了。他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对于交战的各国将是致命的，对那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可能同样如此。在一场全面原子战争交火之后，将不会有什么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