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识到，有三种情况可能造成两大国和平相处的那种脆弱的僵持受到损害。一种情况是：苏联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可能会获得这样的结论：它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美国而不会受到惩罚。另一种情况是：苏联集团认为美国不会对一场局部侵略作出反应，而结果却可能遭到美国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担忧苏联的这种入侵预示了一种更加严重的侵略。最后一种情况是苏联可能会误会美国的意图，比如假定说，美国在一场局部性的战争中动用了核武器，可能被误解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序幕，而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美国的意图。要预防发生第一种意外情况，美国只能依靠一支有效的、不可摧毁的威慑力量；要防止其他两种意外情况，外交就是唯一可用的手段。如果在双方的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些方面，外交活动也失败了，没有能避免全面战争的恐怖，那么，就没有希望外交能够应付更加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诸如那些与意识形态冲突和革命的骚扰有关的事情了。
就像军事政策太偏重于绝对化的做法——即防止全面战争——一样，基辛格认为，外交也已变得同样绝对化了。它唯一宣布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绝对和平。基辛格感到叹惜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求“全面的补救办法”上。尽管他了解为什么某些军备控制的鼓吹者认为他们主要关心的应是全面禁止原子武器，但他怀疑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所处理的是各种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如果作出努力去处理一个困难比较少一些的问题，难道没有什么好处吗？特别是，基辛格建议就减轻使用原子武器的后果问题进行谈判；在他看来，这将防止任何已经爆发的战争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
他不相信减少武器储存的简单的权宜办法。武器储存并非战争的根源；它们使人感到忧虑，那是因为它们示意出一个已经建立起那样庞大的军备的国家，是准备进行一些重大冒险的。所以，问题是要缓和紧张局势，正是这种紧张局势使得那些国家情愿在军备建设方面花钱。任何使一方对另一方占有优势的裁军计划，都是决不会被接受的。基辛格写道，在过去，裁军计划一般是以武器技术相当稳定的假设作为基础的。在原子时代，这种假设就很少有什么意义了。在实验室里获得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突破总是显然可能的；这只能增加对于裁减武装力量的普遍的不愿意态度。基辛格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促使苏联人“接受一种削弱它控制卫星国家或在诸如中东等邻近地区充当主要角色的能力的军备水平。”
由于达成裁减武装力量的协议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并且即使达成了那种协议也是不稳定的，基辛格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国把它们裁减军备的努力集中在视察和监督的问题上。但是，在基辛格看来，这些努力一般都未能奏效，这不仅是由于苏联人不愿意允许这种形式的外国人的渗入，而这种渗入是任何负责的视察计划所必不可少的。由于蒙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尖端的武器系统时，这就存在着一种违反协议的巨大诱因；隐瞒总是一种威胁，这使得双方都感到不安。同时，甚至切实可行的监督和视察计划也未必就能防止新武器的发展。这种新武器的发展前景只会增加大国的犹豫。因为那些通常贴上“防御性”标签的武器，也可以用之于“进攻性”行动上，所以当仅仅提出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建议时，双方都感到踌躇不决。总之，大多数视察和监督的建议都未能取得什么进展，因为双方都对对方的意图抱有怀疑。
裁军谈判既已在裁减现存的武器储备方面失败了，也已经在阻止制造新的、威力更大的武器方面失败了，所以，它已越来越偏重于第三个问题—防止突然袭击。在这个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成就也很微小，基辛格认为，这主要因为太多的军备控制鼓吹者力争要有十全十美的计划，即他称之为“最终解决”的计划。而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些比较适中的建议。
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有利于使人们把思想集中于应该完成的事情上，而不是集中于那些是不应该作的事情上”的军备控制办法。按照他的观点，限制战争的谈判为双方提供了更好地知道对方意图的机会，从而把由于估计错误而爆发战争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他相信迫切需要在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方面开导苏联人。他写道：“只要苏联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的一再否定是代表了一种真实的信念而不只是一种心理战的形式的话，一个致力于对战争的限制问题的强有力的外交活动，便能够弥补苏联总参谋部想像力的不足。”然而，在那种事情能够出现之前，美国人自己必须理解这样一种战略的性质，而基辛格全然不能肯定在美国的军界或政界是否有这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