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也感受到这个学院天地里的乐趣，尤其是那种他爱怎样学就可以怎样学的乐趣。他是一所有自信心的大学的一员，又是一门生机盎然的学科的一员，而这所学校和这门学科又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以便运用新的机会。在战略研究这个课题尚未确定名称之前，基辛格就跨进了这个领域，并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来他才获悉国内有些专职研究人员把他看作为一个普及推广者——在学术界里这是一个骂人的词语。虽然有些人在这个课题上确实称得上是有专长的，基辛格与他们比较之下似乎显得浅薄一些，但基辛格从来不想效法他们。他对自己的做法信心百倍，认为不必要去照抄别人的更为深奥的阐述。他也根本不想抛弃他同大学的联系，去换取进入一个研究所的机会，使他不再受到学生的干扰。凡是他受到别人的帮助，他马上表示感谢；这种人往往是像他一样杰出的通才，他们不想让狭窄的专业兴趣把自己束缚住。
基辛格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否认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战略方面的想法。就他而言，战略问题是一门范围较广的学科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不论在战略研究领域之内还是在战略研究领域之外，很少有人认识到应当在较广泛的知识面中来了解这一领域，这种情况是很悲哀的。基辛格自己的“体系”——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取决于这样一个命题，即在外交、军事战略和内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基辛格认为不可能把它们相互分开，并且认为美国许多外交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此，因而他认为，研究武器系统同研究政府体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就他而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亚于心理学，这两者都依赖于一种历史观点，即强调选择的可能性，强调需要有一种主义以及强调集权。
基辛格是一个教授而不是一个记者；他感到没有必要去评论每一个重大事件或判断每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的执行情况。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总是很具体的，这一点就使他把自己的理论同各届政府的特定行动联系起来。于是某些问题就反复地出现在他的脑际：一项特定的政策所依据的总原则是什么？这项政策是如何被采纳的？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择？为什么认为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不多？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一些办法？基辛格的思想方法把他带到历史研究中去，但他从不以历中学家自居：他所关心的绝大部分都是现状，但他主要是把现状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指示在将来也会出现同样情况的可能性。
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是他对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这三个总统的外交政策得失所作的连续的评述。这三个总统，如果有谁读了基辛格的这些著作，都不会对基辛格所作的判断感到格外高兴。关于约翰逊，基辛格实际上是未作评论。这种缄默也许是他最厉害的判决。假如基辛格在参加尼克松政府之前没有写出他的某些文章和专著，那么它们也许永远不会问世。基辛格写文章决不单纯是为了直率地记录事实，他所关心的总是对政策施加影响。当他挑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失误时，他就提供另一种政策；当肯尼迪政府尽管进行了狂热的活动和广泛的宣传，但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成效极微时，他表示了他的保留意见，并且指出了当时未被采用的可供选择的措施。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公众可以了解的一部分事实；假如人们需要了解基辛格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其他任何一个美国领袖的看法，既不需查阅私人信件，也不用寻找绝密文件。实际上，人们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所有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到基辛格写的关于两位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家梅特涅和俾斯麦的文章上去了。常常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有些人忽视某一些作品而偏爱另一些；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以特别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许多人专爱叙述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政治家才能的看法，而对基辛格实际上所讲的，却知之甚少。对于为什么基辛格被认为是“喜欢”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以及为什么这两个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现在流传着一些荒唐的说法。基辛格的一部有三百五十页的论述梅特涅的著作，包含了不少很难懂的段落，而且要求读者至少得有一点历史兴趣，这本书之所以始终没有被人们认真地读完过，其原因或许可以用怠惰来表示；但怠惰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人没有读过这本著作却想在这本著作上舞文弄墨。至于基辛格对傅斯麦的看法，即使是怠惰，也无法为上述这些疏忽作辩护。基辛格对这个普鲁士领袖怎样看法早已公开发表，只要把一篇三十五页的论文稍稍浏览一下，就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