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在预料所有的核战争都有高度破坏性的，而且从来不把全面核战争和有限核战争区分开来，基辛格则强调，作出这样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他决心为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战略方案提出理由来。假如一个国家在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的时候，它仍不准备动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内），那么，基辛格觉得就没有理由认为在一场有限核战争中这个国家为什么不会表现出类似的克制。避免全面原子战争的意向，在这两种情况中是完全相同的。
基辛格并没有说每一场有限战争都应该作为一场有限核战争来打；他只是说，作出这种选择的能力应该是存在的。他经常强调准备好应付多种多样非常不同的意外事件的好处。基辛格主张要区分“有利的”战略和“可取的”战略；他解释说，“核时代只允许我们从各种祸害中选择其一。”当基辛格说到“有利的战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一种把美国对于敌人的相对优势增加到最大限度，而避免大战的战略，这种战略花费最少，而对于阻止侵略又有着最大的潜在力量。重要的是要使敌人明白，美国是拥有着很多选择的，并不是仅仅限于在或者用一种方式打仗或者干脆不打仗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有限核战争并不是全面战争的代用品，而是一种战略，它适用于那些显然不会出现一种全面战争反应的争端。有限核战争的风险和不利是确实存在的；但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基辛格写道，这对我们“没有事先获得一种切实可行的国际管制制度，就容忍别人把我们的原子垄断打破”，是一种惩罚。基辛格把他的战略建议概括为以下五点：
1.“如果不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热核战争必须避免。”
2.“一个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在未使用热核武器以前，不可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任何国家，除非到了相信它的生存将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步，否则不可能甘冒热核破坏的危险。”
3.“我们的外交的任务是表明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无条件投降，并且要制定一个格局，在这个格局之内并不是每一个争端都会牵涉到国家生存的问题。但是同样地，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达到一些过渡性的目的以及用武力抵抗苏联的任何军事行动的决心。”
4.“因为不同理直气壮地使用武力相结合的外交是无效的，所以我们的军事政策的任务必须是发展一种逐步使用武力的原则和能力。”
5.“因为有限战争的政策除非是以全面战争的能力作为后盾才能付诸实施，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支足够强大和保护周密的报复力量，使侵略者无论怎样估计都无法看出发动全面战争会得到任何利益。”
基辛格认为，军事战略与外交手段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和必要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事计划需要保密；一方想做什么，是一定不让敌方知道的。而在原子时代，安全却在于使敌人知道和理解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的含义。基辛格坚持认为“除非我们的外交手段能把我们的意图暗示给对方，否则，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外交手段甚至不得不把我们所了解的核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告诉苏联领导人，以此来弥补他们的想像力的不足。当然，这样一种作法不会遏制那决心最后摊牌的对方。任何外交方案都不能够代替充分的报复力量。然而，就其可能防止一场由于对我们意图的错误估计或对核战争性质的误解而成为全面战争而言，我们的外交就应设法使人家对于核时代的战略选择的范围有一种更好的理解。”
基辛格在强调外交手段的作用时，首先考虑到他在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准备采取的立场。因为，基辛格认为，如果原子时代要求美国准备打仗，并且在准备时要把它的军事和政治选择的范围增加到最大限度的话，那么，同样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准备就军备限制问题举行谈判。基辛格对这种谈判的困难并不抱有幻想；他也知道进行这种谈判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军备控制的紧迫性并不亚于军备建设的紧迫性。
他从一个简单的命题出发写道“只有各方都接受某种超越于他们的争端之上的共同标准，谈判才能成功。”尽管大国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如此空前地强烈，然而，他们感到在使用武力解决分歧方面要有所克制，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存在的。基辛格很赞成他们的这种克制。当每一方都仍然在希望取得一种超过对方的技术优势——军备竞赛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的时候，也的确存在着这种增长着的希望——外交可能提供军备所不可能提供的安全。基辛格并没有期盼外交手段能达到它的某些分外热心的倡导者所企求的目标。他看不出有任何取得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有些事情还是可能的。基辛格认为，外交手段能够为解决一些已经变得对双方都无利可图的争端提供一个讲坛。它也能大大有助于使提供情报的渠道保持畅通；每一方都需要让对方得知自己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