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确定自己关于有限战争的概念方面，花了很大工夫；太多的人相信，有限战争的意思只不过是指决定禁止使用某些特殊的武器而已。基辛格则重视有限战争的政治和心理范畴，他写道：“一场有限战争…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打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实际存在，就势必要在使用的武力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有限战争反映了一种影响敌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毁敌人的企图，也就是让我们那些要迫使敌人接受的条件比继续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实现我们特定的目标，而不是要把敌人全部消灭。”他认为有限战争比全面战争更难计划，它包含着更加微妙和更难确定的因素。在基辛格看来，有限战争具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它是政治性的；按照他的说法，“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行动”。有限战争不应被理解成是一次“小规模的全面战争”。如果那样去设想它，那就忽视了它的本质特征了。基辛格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写道：“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之中，并抛弃下面的观点：即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就结束了，或者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标完全不同的目标。”
在以往，有限战争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当时存在着使人们普遍接受一项有限的冒险政策的那种政治结构”。这种结论已经不复存在了。基辛格写道，苏联集团既不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承认非苏维埃国家内部结构的合法性。概言之，苏联集团是“革命的”，就如拿破仑当初是革命的一样。迅速变化着的武器制造技术和一个两强并立的世界的存在，都意味着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因而只会促成当代的普遍动荡不安。由于对什么构成合法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又由于大国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不稳固的，基辛格提出，是否两大国就不可能乐意地接受除了全面战争以外的一些军事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他是相当乐观的；由于两大国都明白全面战争的可能后果，这就出现了一种良好的前景，那就是，这些领导人将会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基辛格坚持认为不应把有限战争看成是“大规模报复的一种廉价代替品”。这种战略特别适用于全面战争的威胁并不可靠的时候所发生的偶然事故。因此，基辛格认为，有限战争是“以某种适当的代价阻止苏联集团侵占欧亚大陆外围地区的唯一手段”。基辛格认识到在西方普遍存在着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所以他认为必须以一种很简单的原理来开导西方；用他的话说，“苏联集团，尽管表面看来铁板一块般的强大，但在某些后果面前也是要畏缩不前的。”他写道，假如苏联遇到了各种形式的确实的抵抗，那么，它就很难想像自己的行动（不论怎样总是侵略性的）会不引起注意。此外，他还以其他理由赞成选择有限战争。
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道：“除了世界大战以外，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才能使中苏集团后退：自动让步或内部分裂。前者不大可能，并且有赖于我们所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而后者则值得认真地研究。”基辛格并未保证有限战争战略将会造成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紧张；可是他相信，它可能迫使这一个或那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取消对它的一个盟国的全面支持。在他看来，全面战争战略决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基辛格写道，要是1951年中国的军队在朝鲜打败了，苏联人可能被迫面临这一问题：或是前来支援中国，从而冒扩大战争的风险，或者放弃它对中国的承诺，而使中国对于把自己那样紧紧地同苏联拴在一起究竟有何好处产生怀疑。基辛格并没有梦想美国的这样一种胜利会引起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裂痕公开化，但是他确信，假如这样，那对美国同它的盟国和中立国的关系是会有好处的。基辛格看到，只要美国懂得如何把它的外交攻势与它的军事攻势协调起来，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例如，假使中国人被打败了，只要“对北平提出一个和解的政治建议”就很有意义了。基辛格写道，没有其他政策能够达到他想要达到的这些结果。
有限战争战略之所以对基辛格有吸引力，正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战略将使美国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采取局部的军事行动，而把发动全面战争的风险转移给对方”。他认为，美国采取这种姿态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国家如果被它的朋友和敌人都看作是个必须经常缚住手脚的大国，唯恐它在一怒之下或在失望之余会动用它的原子武器，这对于这个国家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