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尽管承认美国这种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可是他并不相信苏联人在最近时期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击。他的乐观主义—迄今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以他的这种判断为根据的：即苏联的远程空军力量还不够强大，并且，如果美国的和平居民是容易受到攻击的话，那么苏联的居民也是如此。他认为，关键是美国应提出一些将能继续遏制苏联的措施；分散部署战略空军，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防组织，以及发展新的反潜艇能力，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不过，他主要关心的并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另一种不测事件，这方面是很少有美国人十分关注的。基辛格很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写道：“核僵持可能防止全面战争，可是它不能防止其他形式的冲突；实际上甚至还可能刺激这类冲突。能够扬言发动规模小于全面战争的挑衅的一方，就能由此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好处。它可以将那种令人苦恼的选择问题转嫁给对方即对一种显然还不到全面战争程度的挑战，是不是应该用全面报复来对付。这个如此朴素地提出来的题目，就成了基辛格整天萦绕于脑际的问题。美国一心想着突然袭击或是苏联对西欧的一次大规模入侵，以致它不愿认真考虑苏联任何其他形式的侵略。一旦发生这种侵略，美国最初的反应就是旁观；如果这样行不通，那么它最关心的就是冒尽可能小的风险，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任何类型的军事对抗的行动。
美国人摇摆于两种立场之间：或者想像苏联人是什么都能做到的，或者坚持相信苏联人是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相信谈判几乎到了天真的地步。基辛格说，有一种想法认为，“外交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不用施加其他方式的国际交涉所具有的种种压力。”关注这些真正严肃的问题诸如“什么样的军事优势是在战略上有意义的，什么样的战略能够给政策以一种动力，而不是使之失去作用”等问题的美国人实在太少了。在1957年，美国所处的地位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地位十分相似。问题不是在于发明一种更好的原子弹，或者争取某种技术上的突破（尽管没有理由轻视这些可能性），而是在于发现在实力与外交之间是否可能建立起一种联系——总之，在军备建设、军备控制、盟国政策以及苏联的外交谈判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多年来，美国受到一种宣传的熏陶，这种宣传把大规模报复的概念描绘成对付苏联侵略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反应。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这种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于“防止朝鲜战争，北印度支那的丧失，苏联一埃及的军火交易，或者苏伊士运河危机”，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一个人手中的威慑力量，当遇到挑战而他又不敢使用它时，那就不成其为一种威慑力量了。”基辛格写道，最近所有苏联和中国的侵略都发生在美国“承担义务很小或者没有承担义务的区域，如朝鲜、印度支那和中东”。没有理由可以预料那种局势会发生变化，而且，那种认为美国人会继续以全面战争的威胁去对付那样的挑战的想法，也是愚蠢的。即使作出了那样一种威胁，它也不会被人相信；基辛格写道，如果这种威胁确实付诸实现的话，美国将负有自杀之罪。未来的前景不会是采取轻率行动，而是无所作为；这也是基辛格觉得不妥的地方。他希望建立一种战略使美国不必在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的办法中进行选择——“在全面战争和逐步失势之间，在决一死战和不战而败之间”进行选择。在探究一种新战略的时候，基辛格提出，“有限战争”是否能够为核时代提供一种行得通的军事选择。
美国承认它对于有限战争缺乏经验；许多人把有限战争看作是一种“脱离常规”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可以指望提供一些战略机会的政策。基辛格的意见与此正好相反。在区分大体上四种不同类型的有限战争的时候，他首先观察的是那些二等国家，诸如以色列与埃及之间或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这些战争，即使存在着某一大国插手的某种危险，仍然是有限战争。第二类是西方的大国或苏联集团打一个实力显然小得多的国家，在这种战争中不会发生外部干预的危险。美国在拉丁美洲所采取的一次行动，或苏联在东欧所采取的一次行动，应该算是这一类的有限战争。随后，他谈到第三类，即开始于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但有可能扩大开来的一种战争；他选择英法于1956年在埃及采取的行动作为例证。最后，他描述了发生于大国之间的一种有限战争。这是一种最有危险性的有限战争。如果这种战争确实能够保持有限的规模，那么就有某种理由指望其他类型的有限战争也能保持有限的规模。基辛格认为，美国对全面战争战略的偏重反映了深刻的国家需要。他用了一句使人们想起他在《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中曾经讲过的话，提出全面战争战略难道不是“想用武力去解决由于对外政策远较对内政策更难处理而遭受的挫折吗”？基辛格说，对内政策“只是受到技术上可行性上的限制”，以及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受到大多数公民的正义感的限制”。他写道，相比之下，对外政策就“不仅受到技术上可行性的限制，还要受到其他国家的主权意志的限制，这些国家可能有着不同的正义标准和各不相容的关于自身利益的概念”。基辛格提出，这种“对于全面战争的偏爱”是不是可以表明“这是一种努力，或者说是一种下意识的努力，试图把对外政策变成对内政策的一个方面，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形势，使其他国家的意志，至少是敌对国家的意志，不再是一种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