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为，美国并没有从它卷入朝鲜战争的事件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同样也没有从苏联在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接受什么教训。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坚信他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心理作用”，继续幻想苏联新的核力量可以用数量更多的美国优质核武器来抑制。基辛格认为，他们忽略了基本的一点，那就是，大规模报复的理论根本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根据目前苏联的核力量，以及它今后的发展前景，可能是出现一种核僵持。照基辛格的看法，这种僵持的产生，主要不是由于实力的相等，而是由于双方对危险抱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对美国来说，重大的危险并不在于突然袭击，他称突然袭击是“最大的威胁”，但也是“可能性最小的危险”。他说，美国的安全有赖于能否“把物质的因素和心理结合起来，并发展那种并不会使我们的意志瘫痪的武器系统，以及设计一些战略，使我们能把回击的危险转移到对方去”。这一句话概括了基辛格理论的核心。
基辛格知道，相互恐惧可能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和平；不过，他是个天生谨慎的人，不会仅依赖这种恐惧的平衡。他要求有几种选择，以便适用于各不相同的偶发情况。在能够发展这些选择之前，他知道，还得要否定那种流行的正统的战略观念，这种正统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并继续认为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把这种全面战争战略称之为“秘传的战略”的同时，他承认，这种战略对美国人的想像是有支配力量的。大多数美国人继续认为，敌人的彻底失败，处于完全丧失能力的地位，这是任何战争所期望的结局。基辛格提醒他的读者们说，那样一种行动过程几乎总是代价高昂的，而且一般来说也没有必要。一个国家在它遭到彻底失败之前，可能情愿投降，正是因为根据争夺的目标来看，继续抵抗的代价太高了。基辛格认为，尽管军事实力决定战争的实际结果，但政治目标确定交战双方准备为争取胜利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人认为全面战争是“正常的”，而基辛格坚持认为，它是不正常的——实际上是“秘传的”。全面战争的爆发，表示“取消了政治领导”；或者表示存在的某种分歧是如此深刻，除了使敌人彻底失败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是进行战争的充分理由了。全面战争从来不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战争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发生过，当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宗教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循环期间”，再一次出现过全面战争。基辛格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计划和政治计划之间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始终没有弥合。”那些政治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职责；他们不懂得如何把军事目标转化成和平目的，以便在敌人受到彻底屈辱之前，使停战成为可能。人们指望彻底胜利能带来彻底的安全，而事实上，它只会造成新的紧张局势。
二十世纪的人们渐渐懂得全面战争之所以是可以设想的，唯一的理由就是生产的巨大过剩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而这种过剩又为发动战争作出了准备。假如经济较差的话，就负担不起全面战争的巨大消耗。打这种战争事先就预期要彻底打败敌人、摧毁它的政治结构和统治它的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向它提出上述这些并不成为大问题，它的工业能力足以使它在战争期间既能有大炮又能有牛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和日本变成一片断垣残壁，而占领的任务也没有真正成为美国的负担。
“全面战争”的理论并没有使美国人感到恐怖；他们历史上的经验并未使他们领略过这种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如果美国想要了解那种战争的种种危险，那么，只有通过直接的感受才有可能。基辛格认为，美国人应当努力去设想全面战争的种种危害，如果他们想不使这种种恐怖成为现实的话。在原子时代，全面战争的破坏力将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还会有“物质的或生理的手段来担负起管理和复兴外国的任务”。在全面原子战争中，胜利的代价将是异常高昂的；甚至于胜利国也将沦为一片废墟。基辛格回顾说，欧洲的衰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没有什么胜利者；一场原子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如果有什么受益者的话——将是那些设法置身局外的国家。
美国是不能攻破的，或者美国可以指望其他国家先挡住侵略，而让自己有时间去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的时代，都是一去不复返了。在原子时代，现有兵力在第一次打击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方，除非它成功地把敌人的现有兵力在使用之前就给予全部摧毁，否则就不能取胜。由于美国曾经明确地否认了它可能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思想—并且事实上在它享有核垄断的时代也是拒绝那样做的—基辛格认为，一种目的在于避免失败的战略有效地限制了美国的选择余地。这或许是不可能的；按基辛格说法，保持一种“能把敌人的打击缩小到不致造成大灾难的程度”的空防，并不是很有可能做到的；不过，假如做到了这一点，美国大概会动用它的报复力量给苏联国内造成最大限度的毁灭。人们抱有这样的希望：美国报复力量的存在将会制止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全面攻击，避免一次只会给两大国招致大灾难的军事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