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觉得遏制理论有毛病，还因为他相信，这种理论对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如果说，全面战争是对苏联明目张胆的侵略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反应，那么，美国的盟国就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了。假如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美国允诺以原子武器予以报复，那么，他们除了等待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在他看来，更糟的是，这种理论不能诱使苏联作出让步。在某些问题上，诸如东、西德的统一问题或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问题等，苏联人实行妥协的可能性动机是什么呢？基辛格写道：“总之，我们的姿态是好战到足以给苏联的和平攻势增光生色，但不足以使苏联在行动上有所顾忌。”
1950年，当美国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朝鲜进行军事干预的时候，它没有适合这一情势的理论和战略。它是被迫应战的。基辛格暗示，杜鲁门政府过分忧虑苏联人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写道，美国领导人的行动似乎表明，只有美国才有理由担心全面战争的情形。而苏联同样有充分理由害怕这种局面，但美国的政策始终在反复考虑避免一场大灾难的必要性。苏联人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上的好处；用基辛格的话说，我（美国）往往是较多地看到我们的危险，而不是看到我们的机会；事实上，在我们的眼里，甚至机会也变成了危险。”
基辛格写道，朝鲜战争保持着有限的规模，并非因为美国人终于相信了有限战争，而是因为其他任何政策都被认为会引起苏联的干预和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基辛格说，麦克阿瑟认为，仿佛美国可以在朝鲜为所欲为，而不会出现苏联干预的任何危险；而他的反对者则认为，好像苏联人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可插手干预，所以，如果走错了一步，就意味着完蛋。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些争论意见都是太抽象了。基辛格写道，提出来的办法都是太绝对化了；在僵持与全面胜利之间没什么中间地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尽管苏联人肯定不会听任“中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遭到明明白白的失败，从而导致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但是，基辛格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以便阻止任何对我们有利的转变，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核优势仍然是十分突出的”。假如中国军队被赶回到朝鲜半岛狭窄的颈状部分，某些积极的结果很可能会随之而来。基辛格解释说，中国可能会开始怀疑它同苏联结盟的价值；苏联会赶来帮中国的忙，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人即使只是局部失败，美国人也稳能够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基辛格认为，杜鲁门政府从未认识到这一点。它的做法是，仿佛它所关心的一切应该是使苏联放心，唯恐俄国共产党人甚至对于美国的一次局部胜利也会做出军事行动。基辛格写道，美国的做法“就仿佛它的一举一动对克里姆林宫都是毫无隐瞒的”。武力与外交之间完全脱了节。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是遏制理论的最初应用的例子。目标摇摆得很厉害，总是随着当时的军事局势而变化，从未确定下来。这次战争最后之所以结束，唯一的原因是，中国实在难以再投入更多的力量了，与此同时，美国在心理上也不准备投入更多的力量了。但是，基辛格认为，即使在这个时候，美国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美国同意完全停止军事行动，事实上，这就排除了促使中国人实现可靠的和平的任何诱惑力。结果是进行了“两年毫无成效的谈判”。这个错误就是把武力与外交割裂开来——用基辛格的话说，这使得“我们的力量缺乏目标，我们的谈判缺乏实力”。
美国在朝鲜所犯的那些错误，在同我们的盟国打交道时也同样有所表现。杜鲁门政府坚持认为，用艾奇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与盟国完全携手并进”，并且在“可能产生战争危险”的一切问题上同样如此，所以有意制止美国采取行动的政策。美国的欧洲盟国不大可能会相信，在朝鲜发生的事件会使他们自身的安全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由于他们本身易于受到苏联军队的伤害，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带有重大冒险性的政策，当然是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的。基辛格并没有说他们这样想是“错误”的；他只是说，这样势必使他们“从自己的脆弱地位，而不是从战略机会的角度去看待朝鲜战争”。基辛格并不认为，美国本应去作更大得多的冒险；他只是说，除了那些已经认可的做法以外，还有更多的选择。美国当时不得不认为，在全面战争和僵持之间，或者就这点而论，在盟国的完全支持和中立之间，不会有中间立场。在基辛格看来，给选择下的这样一种定义，只能加强这种传统的观点——对苏联侵略的主要威慑力量乃是美国的核武库，因而我们要尽一切努力，预防美国卷入那些实质上是外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