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军界关于“给一种反抗以更沉重打击”的诺言，是抱轻蔑态度的，不过他对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行了最严肃的责难，因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坚持一种“纯粹的”理论。基辛格说，战略空军司令部力图证明，“我们的军事问题最终可以找到一种答案，彻底打败敌人是可能的，战争有它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论基础”。基辛格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理论太天真了，从它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这个事实看，这就意味着鼓励别的军种也去发展一种类似的全面战争理论。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即美国的利益所在是要建立一种战略理论，以便允许采取各种各样的进攻行动，并且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得到“中介的应用”的时候，这种仿效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榜样，力图以保证赢得全面胜利的承诺来争得经费的做法，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基辛格认为，这是一出悲剧；这几乎阻碍了美国去建立一种战略理论，这种战略理论能使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其他乐意使用这种实力的意愿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基辛格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经验，仍然在支配着美国的战略思想。这个国家宁愿相信，新的战争大概将以美国受到一次突然袭击而开始。日本在珍珠港干的那一套办法，苏联可能试图再演一次，给美国造成甚至更加灾难性的结果。美国的领导人越来越专心于防止这样一次“偷袭”，甚至在苏联拥有那些能够严重伤害美国的武器或运载系统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描述那种突然袭击的恐怖了。基辛格在指责这种一心一意考虑防范突然袭击的做法时，强调了这种做法正在给美国造成的损害。当美国人担心苏联的原子弹落到他们城市上来的时候，苏联却在自由地寻求他们所喜欢的侵略形式——“内部颠覆和有限战争”。不知不觉地，美国把自己放在那种与法国在纳粹的威胁面前所处的颇为类似的地位。当美国在精心构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上建造它自己的马其诺防线时，苏联人却策划了决不会惹起上面这种力量反击的种种进攻；苏联的许多进攻甚至于主要还不在于军事方面的。按照基辛格的讲法，苏联正在设法使美国“在心理上”中立起来，而他们这样做时，是设法使得苏联的挑衅没有一次看来是严重到足以引起一场原子战争反应的地步。
基辛格相信，美国的大规模报复理论是一种巨大的错误。尽管许多人把这种理论的创立归之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但基辛格认为，在它由官方宣布之前很久，就已经在许多负责的美国官员头脑中形成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苏联人会公开发动进攻，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这一点未能做到，那就以一场全面的美国原子战争反应来制止苏联的推进。一个广泛的国外同盟网建立了起来；这主要是根据这些国家为美国军事力量提供基地来证明这种同盟是正当的。
基辛格哀叹他所谓的这种美国外交的“抽象性”，这种外交与一种同样抽象的军事政策是各不相关的。美国似乎坚持认为，外交的目的是缔造和平，而战争的目的则是赢得胜利。在美国垄断原子弹的那些年代里，一些富于想像力的外交突破的机会是存在过的——因此，基辛格写道，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开始讨论单方面裁军，从而表示自己对保持世界和平的决心，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呢？——但是没有一个人打算承担这种风险。
美国的原子垄断被认为是一个军事战略的问题；而单方面裁军则被看作是一个国内政策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想把两者联系起来。他提到，乔治·马歇尔将军曾说过，“他不愿为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基辛格是有意回避了对马歇尔的责难；他对迪安·艾奇逊也是如此，不过，凡是读过《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本书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对于他来说，艾奇逊并不拥有别人所缺乏的见识，也不是一个崇高的形象，而不过是一个毫无批判地表达了那些构成流行的正统观念的种种意见的国务卿而已。艾奇逊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接受了遏制政策。用基辛格的话说，这种政策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根据的军事战略和外交代表了国家政策两个连续的方面：军事政策的任务是建立实力，并以此来遏制苏联的侵略。遏制成功之后，外交再接手工作”。因为只有当美国或它的盟国遭到进攻的时候，美国的实力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而基辛格又并不预测苏联人会发动这样的进攻，所以，他怀疑，事实上，美国的实力将如何能显示出来。即使苏联人承认美国的军事优势，何以这就一定会导致他们趋向于谈判呢？他们将会设法消耗或者避开美国的实力，这种推测似乎较为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