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怎样，即使可以证明，美国的原子垄断对于阻止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实产生了某些影响，但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甚至在美国独家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苏联人仍然设法巩固了他们对东欧的控制，中国共产党人还是能够拿下了中国内地，而且苏联的核储备还是能够增加到可观的数量。
基辛格认为，这就是美国失败的证据。这些事态发展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发生了呢？因为，按照基辛格的看法，“我们在武库中增加了原子弹，可是在思考问题时却没有把这种原子弹的含义考虑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把原子弹看成是这样一种战争概念中的另一种工具，即除了全面胜利之外就不知有其他目标，除了全面战争之外不承认有其他战争形式。”美国人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彼此隔离、完全不同的，并以为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也同样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外交上利用这种新武器。即使对于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迫切性，他们也没有正确地领会。美国的政策变成完全是防御性的；基辛格写道：“我们拥有一种要击退公开侵略的理论，但是，我们未能把它转化为一种用以达到某些积极目标的战略。”
在朝鲜战争时期，当美国意识到，只有用军事手段才能制止侵略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却拒绝“使用我们的整个军事规划都围绕着它而建立起来的那种武器”。基辛格认为，“军事政策
和国家政策之间完全脱节。我们的力量与我们国家政策的目标不相适应，我们的军事理论未能为这种新武器找到任何中介用途。”美国在享有核垄断时就未能解决的那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苏联的核力量并未产生这种问题；它只不过给许多一直存在着的问题增加了一种心理上的因素而已。如果在苏联还没有能力以同等火力进行报复的时候，美国尚且不愿意冒险同苏联开战，那么，在苏联已经掌握了核力量和一种运载系统的时候，美国就更不可能会进行这种冒险了。
考虑到现代化武器的威力，考虑到使用这种武器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有种种理由想避免一场全面冲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将会到处——包括美国的城市——造成平民伤亡的时候，更应如此。基辛格写道，新的战争武器使得胜利者与失败者同样受到“社会崩溃”的威胁。在基辛格看来，苏联人知道，只要他们以次于一场全面战争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挑战，美国人不论如何抗议，是不会以一次核进攻来作为回答的。苏联的任何公开侵略行动，都将挑起美国立即使用原子武器，这种说法，美国是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首先，美国几乎肯定决不会走得那么远，其次，苏联也不会笨拙到如此地步，挑起这样一种反击行动。基辛格担心，甚至那些小国也将很快不再相信美国的实力了，他们感到美国的实力并不可靠。美国发展了一种十分卓越的武器系统，但这种武器是为什么目标服务的呢，或者它是否确实能够制止间接的侵略呢，这却是完全不清楚的。
基辛格在书中非常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这样写道：
“考虑到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创造一些比一场热核大毁灭要灾难性小些的选择途径，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理论的任务。”一种有毛病的战略理论，始终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基辛格回顾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情形：法国总参谋部过于夸大了纳粹德国的军事能力；这样一来，他们就创立了一种基于两个前提的军事理论，而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即：只可能打一场全面战争；法国只有打防御战才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建造马其诺防线——一个广大的堡垒网——就成了军事政策的主要目标。按照基辛格的讲法，“对理论上僵化的惩罚，就是军事上的大崩溃”。在他看来，美国也面临着一种相似的窘境。它不能再抱着那些计划混下去了，那些计划认为，在核时代，唯一可以设想的战争就是全面战争。基辛格寻求一种战略理论，它能为外交提供某些余地——实际上，是为外交提供最大的余地—一这种战略并承认，原子时代不只是带来了种种危险，而且也提供了种种机会。
美国将不得不学会其他一些国家长期以来早已懂得了的东西；用基辛格的话说，即“如何把指望的东西与可能的事情联系起来，特别是如何在可能发生大灾难的情况下生活”。使人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脆弱性，这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一个通过其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技术向赢得两场二十世纪的战争的国家来说，要使它承认，战争还可以通过其他力量，其中包括在基辛格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来自一种高超的战略理论的力量来赢得，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在美国人看来，“技术理论更能令人感到宽慰”，这就使他们很难去重新考虑战略方面的问题。每个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都有自己特定的使命，并且拥有在地面、海上或空中击败敌人各种军事单位所必需的武器。各个军种的结合，由于远程飞机和能够携带原子弹头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加快了。但是，基辛格写道，这种结合并不能代替一种认识统一的战略理论。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只有在一次危机（例如朝鲜战争）临头的时候，才能作出决策，换言之，战略上的决策经常是在付出代价的基础上才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