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年轻人说来，这为他创造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条件。基辛格可以利用这个小组，作为发表自己见解的一个好场所，按照小组的主席戈登·迪安的话来说，基辛格没有任何义务要去注意小组的意见。如果基辛格所得到的帮助再没有比这更大了的话，那么，他感激对外关系协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他还从其他方面得到帮助。基辛格在应允担任研究主任，并决定迁居离协会很近的住处以后，这给了他一个了解协会工作人员的绝好机会，特别是协会的行政主任小乔治·富兰克林的素质，他对这个人特别感到亲近。基辛格多次谈到自己对那些待他非常温和体贴的工作人员的感激。他们主要关心的，似乎是使他的生活更加方便些。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是对他的学问造诣作出过什么重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关心和友谊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对他这本书所起的作用，与那些在这个研究小组中工作过的人同样明显。
基辛格在协会里会见了一些换个时代简直可以称之为绅士的人们。有些人是大富翁，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所以他们认为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证明自己不虚度此生。他们无论在企业界还是在学术界都没有什么竞争的经验，所以他们能够慷慨大度，这使基辛格深为感动。他绝不会忘记这些人给予他的道义上的支持，并且从不低估这种支持对于他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基辛格在纽约的生活是非常刻苦的，他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为一本书写了无数篇草稿，却从未达到他早期研究工作所具有的那种优美程度，然而它倒有另一个特点，即有权威性；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它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对外关系协会，基辛格选择了一个比较不落俗套的题目，并且以一种相当特殊的办法来处理它。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为他自己撰写的作品，是一种智力练习。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绝不是为了那样目的的；它是为别人而作的，特别是给那些在美国政府里担任最高级职务的人们读的。
基辛格把他的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题目定为“核时代的挑战”。对于那些了解他的博士论文的人来说，这一章里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地方。它一开头提到了复仇女神纳米西丝，她有时候用过分完美地满足人们的愿望的办法来惩罚人。以前，人类从未拥有过这样过于丰富的物质力量；基辛格说，实际上，人类的问题一向是要增加可用的物质力量的总量，但是，原子能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人类如今有了一种“过剩力量”，万事就决定于人们是否能“巧妙而审慎地利用这种力量”。如果像艾森豪威尔说过的那样，新武器的力量意味着
除了和平别无出路”，那么，这还没有回答怎样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护和平的问题。基辛格写道，新的惯常观念认为，这些武器本身就起了某种普遍的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由于战争是不可想像的了，所以外交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但是，基辛格说，外交历来是同战争的可能性联在一起的。过去的事实表明，如果谈判失败了，局势并不会简单地回复到谈判开始时的状况。战争的威胁成为一种导致谈判的因素。基辛格写道，如果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么，国际秩序势必受到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或最不负责任的成员的蹂躏对于不妥协的做法，已经不再有什么惩罚的措施了。谈论到这个他在对拿破仑时代的研究中曾加以发挥的主题时，他推而广之，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像目前这样一个革命的时期”。
基辛格怀疑，某些政治家是否不会慑于核武器的力量而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来避免战争。虽然，在理论上，那样一种态度将会有助于减少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基辛格问道，它是否会导致两个主要的革命大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采取一些危及他国生存的行动呢？他认为，美国遇到了一种可怕的挑战；除非是它理解了那些它将为之战斗的问题，并掌握了为达到它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否则，它就不可能拟订那些实际上是减少了侵略危险的政策。最迫切的需要是理解新武器技术是如何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手段，以及核武器对美国的外交和政策的抉择将产生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是不能交给一批军事官员去解决的，尽管他们起码在理论上是理解新武器系统的潜在力量的。显然，这种问题有其军事方面的含意，但是基辛格认为，那几乎是次要的。在他的心目中，这种挑战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