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读完研究院的时候，他可以回顾两桩独特的经历；在创办国际研究班和《合流》杂志的工作上，他贡献了力量。他知道，它们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具有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自己的支撑，他也明白，它们给他的教育，就像他过去做过的任何事情所给他的教育一样大。在研究院里，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基辛格不是以什么时候拿到博士学位或什么时代开始执教来衡量时间的。1952年，当他的博士论文刚刚完成一半的时候，他的生活与三年之后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学术方面的资格并没有给基辛格提供他所珍视的种种机会和社会联系。他系里的许多职位较高的人，似乎很少知道他的存在，更不用说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了，但法兰克福和巴黎的报纸主编们却竞相要他抽出时间写稿。在基辛格作为研究生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墨守成规的事情。
1955年，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联系对他来说变得重要了。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在为基辛格的著作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写的序言里，谈到对外关系协会在1954年如何“召集了一批非常有资格的人士，来研究在核时代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方面有关的各种因素”。戈登·迪安被选为这个小组的主席，同这个小组讨论了好几个月。将近一年之后，对外关系协会征询基辛格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小组并担任小组的研究主任。在基辛格成年之后的生活里，这个任命已证明是最重要的事件，仅次于他作出进哈佛读书的决定。无论是对外关系协会还是基辛格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次任命的全部潜在意义。在这方面，戈登·迪安也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件事的意义。就像他解释的那样：“我们请基辛格博士独力负责写一本书，同时把事实和小组的观点全部摊在他的面前，我们在完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结束了商讨，并且最后说了一句勉励的话：‘祝您顺利，基辛格博士。假如您能利用这批人的努力搞出点什么东西来，那我们是永远感谢不尽的。’”这样，基辛格得到了写一本书的好机会。对外关系协会在别的时候也曾给其他许多人以相同的机会。这些人的作品，绝大部分在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对外关系协会出版物的书单有一长串；但给它们的作者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却不多见。在这方面，对外关系协会的情况与其他一些类似组织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外关系协会究竟是干什么的呢？许多人主要是通过它的出版物《外交季刊》而了解它的。这本杂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出版的，到三十年代后期，已经成为研究外交政策方面最有权威的美国出版物。该刊在纽约和华盛顿享有盛名；美国和外国的一些政界要人，有时利用它来传播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某些文章有时显然是别人代笔的，但这并没什么关系。知道某一个内阁总理或外长希望把他的名字与某一种特殊的政策联系起来，这比起文章是否是他亲自写的这一点来，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本季刊编得很好，尽管绝不能称之为令人激动，但它的长处是能够影响那些被认为是有势力的人物。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基辛格在
外交季干上广泛地发表文章。他非常感激该刊主编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以及责任编辑菲利浦·奎格。但是，《外交季刊》只不过是对外关系协会的机关刊物；基辛格受益最大的还是对外关系协会，因为这个协会是为了它的成员们才存在的。
五十年代中期，对外关系协会还“没有改组”；它是个男人的俱乐部，而且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参加；它的成员中有一半是在纽约地区居住或工作的；另一半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数成员在东海岸，有许多人临时或长期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只有对外交事务有些兴趣的人，才能被推荐参加对外关系协会。担任过某一重要政府职位的实际经历，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对他能被选中做对外关系协会会员来说，一般也是有裨益的。在纽约地区，有那么多第一流银行家、律师和企业经理们都曾或先或后担任过某一重要的政府职务，所以，对外关系协会的会员名册，读起来就好像是前政府高级官员的《名人录》一样。它还包括许多基金会经理、教授和新闻记者。许多名字是人们所熟悉的；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一种使他们抛头露面的职位的人。有些只是很富有的人，因此而被认为有资格入会。不论是身在政府内或政府外，也不论是想重返政界或者并无这种意向，大多数会员都表示对外交事务有某种兴趣。对他们来说，加入像对外关系协会这样一个组织是有用的。他们在那里能够有机会相互会晤，并且通过协会邀请来的显要外宾在会晤中所作的那些总是“不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外部世界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对于那些无法天天了解到政府的消息（一般是住在纽约或纽约附近），而确实相信或者幻想外交事务是一个迫切的课题的人们来说，这个组织是很理想地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