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他与威廉·埃利奥特着手制定建立一个机构的计划，这个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哈佛国际研究班”。这是基辛格在其间起过重大作用的几项大学革新措施中的第一个项目，在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他对国际研究班的热心始终不减；即使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他工作使他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借口，摆脱这样一项需要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业的时候，基辛格还是跟十年前一样，继续同国际研究班的那些参与者会晤。这种持续的关系并非偶然的；基辛格很了解，他的参与对这个研究班的存在关系多么重大；他也明白，这个研究班对他自己的政治教育有好处，它给了他多么大的愉快。感激的心情是相互的；基辛格对那些到坎布里奇来研究的外国人表示感谢；而参加研究班的人几乎都认为，如果没有基辛格，研究班就不堪设想。
国际研究班为许多男女青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的年龄大多数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最初都是从欧洲来的，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都有。他们作为哈佛暑期学校的客人来到美国，花费八个星期的时间从事基辛格为他们制定的一项特别研究计划。在国际旅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今日，回顾五十年代初期的情况是困难的。在三十年代后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整个一代男女，当时是无法出门旅行的。无论是住在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还是住在战争创伤较少的欧洲大陆中部国家或者英国，他们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来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到外国旅行，特别是到美国旅行的费用，使他们许多人难于认真考虑这样的一次旅游。不论怎样，到美国旅行的习惯，在战前的欧洲还不是很普遍的；对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来说，那种必不可少地把美国作为一个要去观光的国家的想法尚未形成。虽然欧洲的报刊谈论美国的事情越来越多，虽然美国在西欧的出现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特别是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但是，美国巨人的形象仍旧是模糊的。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宣传在许多地区的争论中占着优势，而这种宣传也没有使美国的形象变得明晰。欧洲人能够得到的关于美国的情况，一般是来自为数有限的进行政治宣传的欧洲或美国的机构。只有少数欧洲人才享有直接接触美国的机会。
威廉·埃利奥特和亨利·基辛格试图在开办国际研究班的过程中作出某种贡献来改变这种状态。由于埃利奥特是哈佛暑期学校的主任，这种尝试成为可能；而基辛格的亲自参与，则使这个想法从形式到内容都具体化了。他们计划的要求并不高：邀请一些外国青年到美国来，这些人已经不是学生，而是有了专门职业，并且有意到哈佛来度过一个夏天。虽然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要优先接纳那些从事活动性强的职业的男女，如新闻记者、政界人士、文职官员等等，而不是那些显然是更喜欢搞学术的人，但这种偏爱确实是存在的。基辛格也关心文学界一些人物参加，他在吸收一些有前途的诗人、艺术家、评论家和作家参加方面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在他看来，限制科学家参加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试验迟至1951年春天才开始，第一年的参加者，差不多都是自动到美国的那些欧洲人。在后来的几年里，研究班的参加者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并且努力把挑选适当参加者的范围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管理机构相当小，开支相当少的情况下完成的。把申请表格发给那些比较有名的外国大学；请求美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和其他人员提供名单，并且做出专门的努力，经常请那些过去参加过这个研究班的人推荐。每年都发出几百封写给个人的信件；关于存在着这样一个研究班的消息传开了，在很短时间里，设在哈佛校园里的研究班办公室就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询问函电。申请表是难以置信地简单。推荐的信件积得厚厚的；研究班更重视预测这些人将来可能有什么作为，并不强调他们已有成就的证明，所以，从一批较为默默无闻的人中间进行挑选。基辛格亲自挑选参加者，并征求一些亲密朋友的意见。研究班里通常有三、四个成员来自联合王国，其中几乎总包括一个英国下院的后座议员；通常也从法国和德国挑选同样数目的参加者。在众多的申请者里，欧洲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两个人入选；以后，当亚洲来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往往也有人参加。研究班开办的最初几年里，许多参加者的年龄大于基辛格本人，并且担负着责任更加重大的职位。基辛格感到自己是与同时代人相处，所以，同他们结识不过几个星期，他就把许多人看作是可贵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