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写道：“梅特涅高超的外交手腕避免奥地利在国内改革和革命斗争之间进行困难的抉择。”然而基辛格坚持认为，外交“并不是概念的代用品”。梅特涅的非凡天才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表面上看来是应用普遍原则，实际上却是个人在施展妙计”。基辛格责备梅特涅“为他的高超手法而沾沾自喜，根据他所处的情况来看，这种自鸣得意使他不能达到应该可以达到的悲剧性的精神境界”。基辛格发现梅特涅有一种“又苦又甜的忍从性格”，他认为，这种性格不乏崇高之处，但它是一种显然居于次要地位的品质。基辛格写道：“人之成为神话般的角色，不是靠他们知道什么，或者甚至完成什么，而是靠他们为自己确定了什么任务。”按照十八世纪的外交准则，梅特涅是最适宜于从事谈判的人物，然而那些准则在一个革命的时代里却不是始终有用的。基辛格并没有贬低梅特涅的成就，而只是认为他的目标太有限了。基辛格写道：“在他的周围有一种徒劳无益的气氛。”十八世纪的人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十九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证明了这句格言并不准确。一个人的死去——卡斯尔雷之死——竟使梅特涅失去了许多选择的机会。梅特涅满以为普鲁士会支持他的新秩序，但最后恰恰是普鲁士加速了对新秩序的破坏，并且那个破坏者不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什么人，而是来自普鲁士社会中最守旧的一小部分人中的奥托·冯·傅斯麦。基辛格写道，傅斯麦“完成了梅特涅曾经竭力想加以控制的无益的革命”。
基辛格说，卡斯尔雷因为忽视他的国内结构而失败，梅特涅却因过分地觉察到国内结构的脆弱性而失败。这两个结局都不是命运注定的。有些人怀疑政治家在确定并实现某些具体的选择时能否起到重大的作用，对此，基辛格并不同情。决策是由个人作出的，虽然部分决策取决于外界条件——地理、民族性格以及资源等等—一旦这些因素绝不会完全确定现存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每个重大决策都包含着一种估计，基辛格认为，这种估计依赖于一种“目标的概念”。这种“目标的概念”换言之就是“没有什么政策比……政策本身所规定的目标更好”。基辛格希望不但要对目标的必要性引起注意，并且要对抉择和行动的必要性也应引起注意。事实本身决不会告诉政治家他应该做什么，但是可能引导他决定选择做什么。基辛格写道：“考验一个政治家，就是考验他能不能认识各种力量的真实关系，并使这种认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之所以寻求稳定，是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结构分不开的。然而是，能否成功地把国内的合法原则同国际秩序的合法原则一致起来，哪怕只是暂时的，哪怕这样做并不见得聪明，则是奥地利外交大臣的事。英国企图从均势中寻求安全，这是由于二十三年断断续续的战事所产生的后果。但是英国成为欧洲同盟的一个成员国，则应是于个人努力的成就。”
基辛格坚持说，政治家不是哲学家。不能单凭他的观念来判断他。政治家必须能实现他的见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懂得怎样去克服他自身的“惯性”。对其他国家不能光是耍弄权术，还必须同它们和好。外交靠的是说服，所以只有在真正一致的情况下——一般是对约束国际行动的“合法原则”取得一致——才能成功。基辛格把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都看作是很出色的外交家，尽管他们的天才截然不同。卡斯尔雷懂得怎样把对立的观点调和起来，他的专靠经验的做法还给了他其他方面重要的好处。梅特涅则想方设法出色地去完成他对敌手们的控制，他懂得怎样规定一种道义上的框框，使别人对他作出的让步看起来不是投降，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而是“为了一种共同事业而作出的牺牲”。
但是，所有这些成功，倘若没有国内的一致支持，是不可能的。基辛格的意思是说，获得那种支持是制订政策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梅特涅在使他的政策取得奥地利的赞成时，往往碰到很大的困难。基辛格认为这是不奇怪的，正如他说的：“政策的精神同官僚政治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政策，照定义说，就是“视当时情势而定”。基辛格写道，政策的成功，“依赖于正确的估计，而估计总有一部分是猜测性的”。在另一方面，官僚政治最最关心“安全”问题；官僚政治的成功在于它的“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