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尔雷关于“用和睦相处这种不言自明的要求把欧洲联合起来”的幻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也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就，对此基辛格觉得应该加以注意。欧洲得免于重大的战祸达一世纪之久。在英国退出同盟之后，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联合制定了一项共同政策，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强国能够向它们挑战。基辛格解释说，实际上暴力已由于这三个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关系而被排除掉了。
基辛格把他的最后一章取名为《政治手腕的性质》，这就使得他能够更加普遍地思考一些典型人物——政治家、革命家以及预言家。在他的笔下，卡斯尔雷之死被描述为对梅特涅的一个沉重打击。在卡斯尔雷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期间，英国总是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梅特涅知道他是可以依靠卡斯尔雷的，特别是当处境困难的时候。如今卡斯尔雷去世了，奥地利同俄国的友谊就是绝无仅有的了，而且也是绝对必要的了。梅特涅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一落千丈，因为俄国知道奥地利离开它是难以存在下去的。基辛格写道：“这些重要人物就这样用充分满足我们的愿望而惩罚他们自己。梅特涅现在已经得到了他所企求的一切…但同时他也成了他的神话的俘虏，因为他再也不敢破坏亚历山大的信念了。面对着一个多疑的英国，梅特涅不得吹捧沙皇渴望进行‘十字军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使英国从持保留态度改变为持敌视态度了。”基辛格还说：“后人把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持现状的理论同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整个时代相联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从卡斯尔雷死了之后才开始的。”梅特涅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什么；他认识到他已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卡斯尔雷了。正如基辛格所写的：“一个聪明人能够弥补一切，但是不能弥补经验缺乏。而卡斯尔雷则是英国唯一有外交经验的人。”
在把梅特涅同卡斯尔雷进行比较时，基辛格看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但坚持认为他们都关心维持欧洲的均势。而维持均势却从来不是拿破仑或亚历山大的目的。基辛格认为：
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尽管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但他们都是革命家。他们相信欧洲能够凭借意志的作用而实现联合。征服者拿破仑的目的是统治全世界，预言家亚历山大则希望有一个和睦相处的人类。基辛格把预言家看作一种寻求至善的人。但至善含有一致性的意思；基辛格写道：“除非用拉平和打乱的方法逐步取消掉一切类型的义务，否则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征服者和预言家都谋求永恒。在基辛格看来，征服者寻求“失去了战斗力的和平”，而预言家则寻求“欢乐的和平”。
政治家对于革命家的上述一切努力都是怀有疑虑的，他深知国家的生存依靠随时准备应付最坏的意外事件。一个政治家不容许自己完全依赖于他国君主的善意。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当危险。政治家知道他不能回避时代，知道他的责任是经常思考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政治家无法回避组织与灵感之间必要的紧张关系。预言家却不关心组织，他希望组织在一个先验的时刻瓦解掉。政治家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想入非非。他渴望得到灵感，并且知道提倡高尚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接受组织，因为他认识到领导者通常总是庸碌之辈。
照基辛格看来，卡斯尔雷和梅特涅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至善。他们两人都信赖“均势”，都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如果不制订某些防止侵略的具体措施，国防秩序是不会安稳的。但他们给安全下的定义却并不相同。既然两国之间存在差别，他们的定义又怎么可能一致呢？英国认为，一旦把拿破仑打垮以后，就没有敌人了。对于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似乎都是没有危险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卡斯尔雷所创造的会议机构却被梅特涅主要用来扼杀社会革命了。梅特涅是十八世纪懂得怎样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的最后一位外交家，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他远远超过他的对手，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的目标即使没有实现，那也是确定不移的。”论述基辛格对梅特涅的观点的人们，有多少想起（或者知道）这个判断呢？然而，这个判断不过是更为广泛的分析的一个部分，基辛格虽然认为梅特涅失败了，但仍认为梅特涅具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基辛格解释说，梅特涅是有成效的，因为他有说服力，也因为他能言善辩。但是，他的成功也招致了他的失败。在革命时期鼓吹维持现状，只会加强奥地利国内结构变得更加僵硬的趋势，直至——照基辛格的话来说——实际上完全丧失掉生命力为止。梅特涅的外交手腕只是掩盖他失败的一个面罩；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代中，奥地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梅特涅的外交技巧是那么令人惊叹，以致没有什么人看到奥地利的基本问题大部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按照基辛格的观点，这是“权术”的胜利，而不是“创造”的胜利。梅特涅应该作出什么建树呢？由于这个国家的结构及皇帝的性格，基辛格丝毫不想掩盖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但是他认为，应该作出努力去改变并解脱那些把奥地利同它的过去纠结在一起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