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扮得似乎完全是合理的。俄国已处于中立状态;梅特涅不得不在孤立俄国还是支配俄国之间进行选择,他选择了支配俄国的策略。特洛波会议之后,梅特涅成了沙皇政治上最主要的心腹,即使沙皇自己的那些大臣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基辛格写道,梅特涅的成功,是因为他“在心理因素可以触知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赌博”。梅特涅使沙皇委身于一种反对革命的十字军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沙皇卷进所有那些他生前以暧昧的态度予以鼓励的运动中去”。梅特涅相信:
外交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自由而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为奥地利争取“行动的自由”—一是像英国那样一个地理上得天独厚的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行动的自由”。然而,基辛格写道,对于一个大陆强国来说,这种自由就是在安排它的义务时能使它的选择机会始终多于任何一个潜在的对手。基辛格写道,这种政策“需要冷静的头脑,因为它要通过镇静地接受巨大的风险和孤立,或者通过以牺牲奥地利的利益为代价而突然达成的协议,来显示奥地利不可或缺的地位。”
卡斯尔雷反对特洛波宣言,他争论说,普遍干预权违背了英国的基本法律。基辛格同情卡斯尔雷的立场,但又认为他的立场是一种“悲剧性的、愚钝的立场,它不承认共同行动之所以不复可能,不是因为一方的过错,而是因为岛屿国家与大陆国家对于危险的概念已经变得互不相容了”。然而基辛格也知道,“卡斯尔雷要是承认这一点,就得否定他自己”。卡斯尔雷在议会的最后一次演说为四国同盟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他从未说服英国民众,他们仍然认为所谓同盟就是一批国家保卫自己,不受一个明确敌人的侵犯而组织起来的集团。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敌人,卡斯尔雷的政策从未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这是他的悲剧的一部分。但是还不仅仅于此。
与此同时,梅特涅使尽了他惯用的手法。在莱巴赫会议行将结束的日子里,当皮埃蒙特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梅特涅立即采取了行动,因为他知道沙皇是全力支持他的。皮埃蒙特革命很快被镇压。基辛格解释说,在不到两星期的战役中,成功地扑灭了两次革命,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件相当出色的成就。人们原来以为奥地利人民是会感到高兴的。但许多人并不这样,他们问道,梅特涅是不是作了不必要的冒险呢?有些人认为他是沙皇的工具。梅特涅从来没有期望人们会理解或称赞。然而,基辛格仍免不了对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形势加以评论;他写道:“在梅特涅达到胜利的顶峰时,欧洲几乎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首相,没有他,三个君主就不肯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在两次大胜之后,梅特涅感到的既不是权势,也不是光荣,而是虚弱、危险以及迫在眉睫的灾难。这位外交大臣在他的事业达到顶点时所怀有的悲观情绪,使人们最清楚地看到中欧帝国已经劫数难逃了。由于奥地利不愿改变它的国内结构,又不能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纪里依靠这种结构生存下去,因此,即使奥地利有最为成功的政策,也不过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即拼命地抓牢盟国使它们承担义务而已;这种政策绝不是一种建设,而仅仅是把必然毁灭的命运部分地加以扭转而已。因此,梅特涅的政策就是实行最纯粹的外交,这种外交活动本质上就像是一位音乐大师的器乐演奏,但也正是这位大师的技巧证明了这场演奏到头来是枉费心机的,并且证明了最需要稳定的这个中欧帝国只有依靠一套绝技才能生存下去。”
如果1819年至1820年之间的一切革命都同时爆发的话,那么奥地利帝国可能在它最后衰败之前一个世纪就已瓦解了。后来,在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发生的危机带来了俄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威胁;至于沙皇会不会放弃行动,这就无法预料了。梅特涅想排除这种可能性,在他策划的维也纳会议上,他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威胁。他希望卡斯尔雷会参加会议并支持他的政策。英国外交大臣答应赴会,但是仍然抱着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这样一个思想不放。后来他根本没有与会,因为他突然精神错乱,自杀身死。会议制度从未像卡斯尔雷曾经希望的那样发展。卡斯尔雷所希望的并不是“运用欺诈手段以谋利益”,这种做法就是对欧洲的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作壁上观,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干预的威胁时才采取行动。自拿破仑垮台以后,同盟国很不团结。卡斯尔雷是因为确信自己已经失败才死的。据说卡斯尔雷在同国王的最后一次会见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陛下,现在必须同欧洲告别了。只有您和我两个人是理解欧洲,并拯救了欧洲的,在我之后,将没有人理解这个大陆的事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