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当卡斯尔雷谈到“最严重的危险”时，他指的是“统治全世界的一种企图”。梅特涅则在每次重大的“社会动乱”中都看到“最严重的危险”。梅特涅尽管想尽量谅解卡斯尔雷对外国有可能干预西班牙的感情，但他却不打算仅仅因为适从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的那种狭隘、孤立的意见而失去沙皇的支持。当1820年7月那不勒斯爆发革命时，形势甚至变得更加严重。那不勒斯是意大利最大的邦国，由一项宪法将它与奥地利联系起来。按照这一宪法，未经与奥地利事先协商，它不得进行任何重大制度上的改革。卡斯尔雷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既然那不勒斯的革命主要对奥地利形成威胁，扼杀这场革命，自然是奥地利的责任。如果奥地利认为有必要进行军事干预，它就有权进行这样的干预，为了自卫而进行干预是正当的。卡斯尔雷唯一想要避免的是“干预权的普遍化”。只要奥地利单独行动，就引起这次干预的性质而言，不可能出现一种要求普遍“干预权”的原则。
梅特涅认为同意卡斯尔雷的计划并没有什么好处。奥地利如果这样做将一无所得，而且，即使在计划走这一步棋的时候，也会有重大的危险。综观欧洲形势，梅特涅自问，在奥地利卷入镇压意大利革命的期间，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俄国在欧洲其他地方追求它的目标呢？俄国可能会把奥地利的卷入作为借口，使自己以民族主义的主要鼓吹者的面目出现，这难道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吗？俄国作出这样的姿态是可以大得好处的。倘使俄国不采用这个办法，那么，又有什么力量能不让法国这样做呢？法国是意大利的那些邦国的“传统保护者”，它完全可能应意大利革命者的邀请去帮助他们抵御奥地利军队不能预先作出这样的结论说法国也许拒绝这种要求。法国可能认为把自己同欧洲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拉在一起也是有油水可捞的。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实际的理由来拒绝卡斯尔雷的建议：奥地利能去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只有两万人左右；这样一支军队是否足以胜任是值得怀疑的。
假如梅特涅不理会卡斯尔雷的禁令，而相反要求同盟国一起出兵反对那不勒斯，那么，这样的政策免不了要发生其他一些危险。首先，当然是触犯英国，甚至有把英国推到四国同盟之外的危险。这样前景令梅特涅心惊胆寒，他知道奥地利是十分需要英国的友谊。每个行动都免不了有某种危险。梅特涅最后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拉俄国参加联合行动。对梅特涅来说，把俄国人拉进来甚至比打败那不勒斯革命更迫切。否则就会为俄国以民族主义主要鼓吹者的面目出现提供可能性。基辛格解释说，在失去俄国和失去英国之间抉择，梅特涅认为失去英国所受的危险要小一些。所以，当沙皇提出在特洛波举行五国会议时，梅特涅立刻同意了。基辛格解释说，梅特涅的目的在于用故意热烈的拥抱来“麻痹”亚历山大。梅特涅有条不紊地把欧洲各处正在策划阴谋的报告送给沙皇。巴黎被描写为巨大的革命活动组织的中心。梅特涅轻易地使沙皇相信，那不勒斯事件只不过是即将威胁整个欧洲的革命暴动的一个前奏而已。
当与会者在特洛波聚首时，根据基辛格的说法，梅特涅是作为“欧洲的良心”出现的。沙皇完全转向梅特涅的观点，他承认了原先的错误，只是要求容许他为消除革命的危险出力。梅特涅则一如既往，表现得极其圆滑。他对于俄国的支持有了充分的信心之后，便着手安慰英国人。他同意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除非那里的形势正在造成危及国际秩序的后果。当一个国家的内部局势威胁到另一个国家的安全时，才有干预的权利。实际上，梅特涅要求一种不干涉的原则，为他推翻那不勒斯革命力量的意图进行辩解。基辛格认为梅特涅完成了一项杰作；他事实上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一切。梅特涅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卡斯尔雷上当，但他决定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把奥地利和英国之间在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利问题上逐渐扩大的分歧公开化了。
按照基辛格的观点，特洛波会议是梅特涅最成功的外交冒险。通过把奥地利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斗争变为一个欧洲问题，梅特涅成功地掩盖了奥地利本身的国内结构同时代脱节和不相适应的弱点。那些指导奥地利国内生活的特殊原则，现在已挪用到国际领域，而且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