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有时候自问，他该不该试图强使政府走到其他方向去。他再三安慰自己说，他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虽然他未能在国内进行统治或施政，但他成了帝国的主要外交家。根据基辛格的观点，梅特涅掩盖了奥地利的弱点，尽可能长久地延缓了奥地利的必然崩溃。当他应邀为一个苦恼的病人诊治时，他做了任何一个能干的医生可能做的事。但是，在基辛格看来，这样做还不够。基辛格是以能否想出可供抉择的办法的才干来判断政治家的。他认为，梅特涅过于轻率地接受了他感觉已落在他肩上的局势。基辛格写道：“不管顺从的理由多么充足，那些建立了伟大功绩的政治家，他们的伟大并不在于顺从。赋予他们以伟大的英名，不只是要他们维护秩序的完善，而且是要求他们具有审视混乱局势的力量，在这中间去发现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的苗子。”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梅特涅远远没有达到基辛格的理想。
在拿破仑最终失败之后，出现了一种难以避免的失望，这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战事之后通常出现的那种幻灭感。要应付这些新问题并不容易；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战争包含了细微差别的消灭，而和平则看到了细微差别的再现。”奥地利和英国都认识到遏制俄国的必要性，但怎样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有分歧的。卡斯尔雷对他的四国同盟所制定的会议程序寄予莫大的希望。他认为这种会议程序为显示诚意提供了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欧洲重要国家的正常联合将会带来和睦。梅特涅却并不如此乐观；他认为会议程序仅仅提供了一个体制，而如何运用这个体制，则多半要依靠外交。卡斯尔雷认为欧洲的危险大都是政治性的，而梅特涅则认为是社会性的。英国人对于会议制度并不热情，他们公开表示担忧：这种制度似乎预示着政治干预。卡斯尔雷即使在倾听他的奥地利同事们关于危险来自俄国的告诫时，还是竭力尊重他的同胞的判断。卡斯尔雷虽然认为梅特涅也许夸大了那些危险，但他知道同奥地利一旦分裂，会造成欧洲和平的致命伤害。
1818年，当革命活动在德意志的一些邦国中——最突出的是在耶拿的大学生中——发展的时候，梅特涅意识到这是自发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的战略是巧妙的：开始他袖手旁观。只是当普鲁士国王完全被吓倒并前来求援时，梅特涅才应允召开两个会议——第一个会议在卡尔斯巴德举行，考虑限制言论自由、管制大学以及调查革命运动等措施；第二个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商讨德意志联邦的各种制度。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梅特涅施展了他惯常的圆滑手段。就实现所有实际目的而言，他变成了德意志的内阁总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感情被否认了三十年之久。建立一个民族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梦想被暂时搁置起来了。这些事件多是梅特涅策划的，而且是采取了他所设想的形式出现的。
显然，梅特涅动手做的事，并不都是如愿以偿的。他一心希望英国和俄国都支持卡尔斯巴德公报，但两国都不同意。这好像为未来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欧洲的社会动荡继续下去，并且愈来愈蔓延开来的话，英国与俄国怎么办呢？到了1820年，这时欧洲的许多地区已爆发革命，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了。根据文献记载，沙皇认为其他国家有权干预并扑灭威胁欧洲和平的革命。卡斯尔雷拒绝支持这项政策。当大量迹像表明英国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政策时，梅特涅还怎能幻想保住同盟国内部的团结呢？
1820年，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叛乱嚣张，准备开征南美洲的西班牙军队中又发生了叛变，这时候盟国间的问题就变得尖锐化了。当叛变蔓延开来时，西班牙国王认为除了再度宣布过于自由的1812年宪法之外，别无他策。俄国要求立即召开四国同盟会议，它表示，为了防止革命在欧洲蔓延，应当立即采取行动。英国却无意允许这种做法。当拿破仑统治法国的时候，有十年之久，西班牙曾是英国的忠实盟国。卡斯尔雷不愿坐视一支外国军队（几乎肯定是法国的军队）以四国同盟的名义开进西班牙去扑灭一次民众起义。他同样也难以接受俄国军队开赴西班牙去恢复秩序的建议。卡斯尔雷写道，四国同盟决不打算“成为统治世界或者监督其他国家事务的同盟”。它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欧洲而反抗“革命的大国”，而不是抵制革命原则。梅特涅不能同意，沙皇也不支持。怎样就这些基本分歧进行谈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