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于一种如此广泛流传，又那么根深蒂固的精神能否予以击败提出了疑问。假如中产阶级如梅特涅所想像的那样有势力，那它怎么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呢？卡斯尔雷和伯克本来会主张把这个阶级增选进统治集团；中产阶级应当用权力加以引诱。但这并不是投合梅特涅心意的一种补救办法，因为梅特涅宁可加强维护秩序的势力——即保守势力——然后再利用这些势力来击败破坏势力。梅特涅坚持这样的信念，无论现存制度有什么缺点，要保卫现存制度，事实上还是有可能的。他相信，既定秩序中的任何部分被推翻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都会危及整座大厦。因此，必须维护每一个部分。
对于梅特涅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智谋，基辛格表示了很大的保留态度。那些把梅特涅看作基辛格心目中十九世纪英雄的人们，在读他的书时过于粗心了。在写到梅特涅时，基辛格说：“在革命时代的中期，想通过正常秩序来实现变革，并把正常秩序与安定等同看待的这种努力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斗争，是一种招致自我毁灭的妙计。这种努力，实际上是一种想把已丧失的天真无邪重新夺回来的努力，是对那种自动履行义务的时代的一种探索，也是把政治看成为相互履行义务的一种贵族主义的见解。尽管它声明绝非如此。‘梅特涅的理论体系’回答了革命的原因这一问题，但是它没有指出革命一旦发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梅特涅的理论抽象地谈到随时准备进行改良，但从未讨论过它认为合宜的具体措施。
甚至直到1851年梅特涅除了主张加强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力量之外，还不能给他的继任者施瓦曾伯格提出更好的建议，好像中产阶级还能够被打倒似的。那种认为革命总是由于统治的过错造成的，认为只有采取行动才能够维持统治的主张，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在实际上，这种主张却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梅特涅虽然原则上不反对改良，但他要把改良当作获得秩序的原动力，而他的对手们则凭借变革以寻求秩序。结果是僵局，是形式胜过了内容。”基辛格看到，梅特涅“为了实现暂时的安定，为了使生活的变迁暂时停止，哪怕是一瞬间的停止，而在迫切地进行永无止境的探求”。这样的探求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基辛格从这个失败中看到了某些崇高的东西，但他从未怀疑过它是一个失败。花费一生的时间去
支撑摇摇欲坠的大厦不是一个政治家值得从事的事业。
梅特涅在1848年卸任时说，他料想人们会说他“把君主政体也带走了”。他拒绝了这种说法；相反，他说：“没有一个人的肩膀强壮得足以扛起一个帝国；假如国家消亡了，那是因为它对自身失去了信心。”基辛格从这句话中看到了保守派进退维谷的终极表现。保守派的任务不是去扼杀革命，而是预先去阻止革命；革命的事实—即革命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了支持传统政权的社会准则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基辛格说，一场革命是不可能被保守的措施摧垮的。传统秩序一经破坏之后，只能用基辛格所谓的“经历一番混乱”，即经历一番失去秩序的过程才能得到恢复。
梅特涅不懂得这一点。他原本有好几个办法可以选择，但他一个也没有选择。无论是内阁责任制，还是把权力委托给帝国各级地区的立法机构，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梅特涅近乎全不在意地把它们都摒弃了。他以为对帝国来说，只有一个稳当的办法，这就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现存制度，全部权力继续归皇帝所有。梅特涅承认民族主义感情的力量，他相信只要政府实行一些分权，就可以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基辛格蔑视这样一个显然很不适当的解决奥地利问题的办法。梅特涅面临着几种可能性——尽管每种可能性都包含着实际困难——结果，他把官僚政治的改革同政治手腕混淆起来了。
梅特涅的失败是很可笑的。基辛格把这种失败作为契机，提出了一个他以后又多次谈到的题目。他写道，奥地利帝国愈来愈指望在谋略上断然作出决定；并且幻想这种决定能够依靠官僚政治的标准来达到。奥地利理应极力使自己适应正在变革中的环境，但它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有安全。官僚政治，由于它允许按常规办事，使那种迫切企求的安全得到了满足。奥地利奉行了一种在基辛格认为是灾难性的政策，那就是试图用纯粹行政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