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辛格说到在巴黎“指望达到一个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的人绝不止卡斯尔雷时，他或许最雄辩地表达了他对四国同盟的保留意见。那种境界也是亚历山大的梦想。然而，确有一条实实在在的鸿沟把实用主义的卡斯尔雷与神秘主义的亚历山大分隔开来。基辛格无意把这两人进行比较。但是他确实认识到把两种类型的人进行比较的好处：他把一种人称为“预言家”，而把另一种人称为“政治家”。亚历山大明显地属于第一类；梅特涅与卡斯尔雷则属于第二类。那么，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什么呢？基辛格写道：“政治家生活于时代之中，对他的考验是当形势紧迫之际看他的结构的持久性怎样。预言家生活在永恒之中，根据定义，永恒是没有世俗的量度的；对他的考验就是对他的想像力的考验。两者之间的遭逢经常是悲剧性的。因为政治家必须竭力把预言家的想像力缩小到准确的程度，而预言家则以先验的标准来判定世俗的结构。就政治家而言，预言家是一个威胁，因为一种绝对公正的主张是对于细微差别的否定。对预言家来说，政治家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因为政治家的那种想把公正缩小到能够达到的程度的企图就是偶然性对普遍性的一种胜利。就政治家而言，谈判是稳定的要素，因为它是把对立的要求加以调整的象征，也是承认合法原则的象征；而对预言家来说，谈判是缺陷的象征，是破坏世界幸福的不纯动机的象征。”
亚历山大达到了他的目的；他把神圣同盟塞给了别人。对他来说，神圣同盟是一个“先验的事件”。然而梅特涅并没有像他那样受到感动；他只是把神圣同盟作为可能有利于维护欧洲均势的另一个手段而接受下来的。基辛格写道，这两次同盟最后毁灭了它们的缔造者。卡斯尔雷失败了，因为他企图把一种英国没有经验过的直感变为制度；亚历山大同样也失败了，因为国际秩序无法承受如此神秘的结构。
梅特涅是一位从不梦想“改造他的人民的民族精神”的政治家。基辛格把它看作梅特涅最大的弱点。梅特涅认识到奥地利的顽固性，但是他听之任之。他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一个能顺应奥地利的国情并使奥地利的独特制度的不受干扰的国际秩序。他认为政治斗争已成过去，社会斗争行将开始；他以为他能使用他曾用以反对政治革命的战术来摧毁社会革命。他期望“用忍耐，而不是用积极行动，用同他的那些对手比持久，而不是比高下的方法，来击败他的对手”。保守派梅特涅正极力地试图在新的革命潮流中学习航行。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但是，社会革命却在继续。基辛格写道，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候，对于社会秩序的反对力量可以不睬或加以调和。然而，当社会秩序岌岌可危之时，每个冲击都应认真对待。基辛格说，革命时代的要素在于它的“自觉性”；政治生活失去了它的自发性；义务的现存模式遇到了挑战。基辛格解释说，稳定的社会秩序崇尚义务；革命时期则崇尚忠诚，
在这里使意志屈从于忠诚的行为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甚至宗教仪式的意义，因为取舍抉择似乎是经常存在着的。忠诚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某一集团取得内部一致的一种手段。
一个保守派在革命时代中总是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梅特涅本来想保持沉默，他是迫于无奈才作出答复和采取行动的。他的保守主义不同于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伯克是凭借历史来谴责革命的，梅特涅则凭借理性谴责革命，称革命破坏了世界的结构。梅特涅对于他的那些为了建立理想政体而耗费生命的同时代人，是不同情的。梅特涅坚持说，所有国家都受制于法律，而这些法律是他们真正的政体。无论那一个，即便是国王，都没有权利违反法律。梅特涅认为，政体上的保证并不能维护政权；只有当权者的自我克制才能为政权提供重要的保护。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梅特涅在批驳反对他的革命者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梅特涅的对手们讲他们的一番道理，梅特涅也讲他自己的一番道理，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就在于此。革命者不能坐视一个保守分子利用理性主义者的哲学为这样穷凶极恶的目的服务。
梅特涅的历史观极为复杂，包罗了别人许多观点，其中相当部分是从伯克那里移植来的。他认为革命破坏了保守力量与破坏力量之间的“自然”平衡。梅特涅认为直到十六世纪某一时期，这两种力量一直是平衡的。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的发展，美洲的发现——这些都是在西方世界引起重大危机的事件。在梅特涅看来，宗教改革只是有助于完成这个过程而已；它把道德体系颠倒过来，并把个人的作用说得比历史的推动力还要高。欧洲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革命者，用梅特涅的话来说，叫做“专横跋扈的人”。基辛格承认，梅特涅希望通过嘲弄的手法使之成为荒谬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完全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