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特别轻视历史书上的一般说法。那种说法把创立
合法概念的主要功劳归于塔列莱①，从而使得这个法国外交大臣俨然成了欧洲的主宰。基辛格认为，这些说法未免言之过甚，他写道：“这种神话是那些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的人们所散布的，也是那些习惯把只有利用更为根深蒂固的因素才能完成的事情，归功于单纯的谈判手法的职业外交官所散布的。”这一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重申了基辛格所坚持的观点，即外交并不是一种聪明人耍弄的游戏，而总是反映了一种必须把各种实际力量召集在一起的活动。“合法性”这个词并非是特别聪明的人凭空想出来的。它是表达了现有的强国地位以及外交家在其谈判中可进行利用的一种概念。
基辛格认为，维也纳会议的英雄—假如这样一个字眼有一点意义的话—是卡斯尔雷。英国的舆论，无论在议会内外只关心一个问题—法国。没有其他的外交政策问题让英国感到忧虑。由于卡斯尔雷已经逐渐懂得欧洲大陆未来的稳定全靠奥普两国之间没有严重的对抗，这种对抗只会造成俄国势力在欧洲心脏地区发展起来，而使荷兰陷于毫无防御的处境。因此他准备好一套错综复杂的谋略来防止这种对抗的发生。基辛格写道，后代坚持要把维也纳会议看成是改良与反动之间的一场斗争。他说，没有比这更违背事实的了。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企图以一套信赖“责任感”的国际协议来代替拿破仑的信赖武力。“对于一项公正协定的基本性质，必须有一致的见解”，否则，唯一能够保障和平的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便不可能产生。
卡斯尔雷尽管没有一个突出的历史事例，又处于这样一个对法国报复心切的国家——特别是在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之后，但他坚信一种惩罚性的和平决不会符合英国的利益。基辛格举出了所有用来为一种苛刻的和平作辩护的军事论点；这些军事论点全部没有动摇卡斯尔雷。基辛格除了钦佩卡斯尔雷的决心外，还钦佩他在驳斥这些军事论点时所表现的才智。基辛格在论述时，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自己的立场：
像在这种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军事，似乎构成安全的军事力量有其本身的道义，似乎完全信赖军事考虑，其本身并不成为放弃政策的一种征兆。
卡斯尔雷为了回答人们对他的政策表示的激烈反对，写了两份备忘录，说明为什么“绝对安全”的整个构想是痴心妄想。卡斯尔雷说，把具体安全看得如此绝对的重要性，必然会完全认识不到从道义上考虑的重要性。虽然，为了抑制已被打垮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集结力量，但是对于如何保持决心—意志——使得那种力量有效，则考虑不足。卡斯尔雷坚持说，如果对于舆论中的每个短期的变化都给予重视和尊重，那么外交政策便无法执行了。基辛格认为：“衡量卡斯尔雷成为一位政治家的一个标准就在于十五个月之前，他是拿破仑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则以一个倡导一种充满协调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现了。”卡斯尔雷不仅同他自己的同胞有分歧，并且跟同盟的成员国有摩擦，在欧洲坚持苛刻条件的不乏其人。虽然对于这些强有力的鼓吹者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但最后出现的和平条约并非报复性的。法国没有变成一个永远不满足的大国，基辛格认为这个成就主要应归功于卡斯尔雷，以基辛格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假如维也纳和约值得赞扬的话，基辛格对于为执行和约而设立的机构倒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无论是主要由卡斯尔雷亲手创立的四国同盟，还是由亚历山大离奇而神秘地构想出来的神圣同盟，都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基辛格把两者都看作有缺陷的机构。他懂得亚历山大是如何想出他那个神圣同盟来的。然而，卡斯尔雷又怎样想出定期召开会议的方案来的呢？在他来到欧洲大陆并专心于欧洲事务之前，他唯一关心的是获得一种能确保欧洲免于法国侵略的和平。他的全部抱负似乎就在于此。在同欧洲大陆打了一些交道之后，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卡斯尔雷变成了“许多主张大同盟的政治家所面临的诱惑的一个受害者”。他终于相信了“同盟的神话”，而这种神话使引向战争的外交活动似乎显得“太狡猾、太卑鄙，并且是助长不信任的气氛的一个原因”。更严重的是，卡斯尔雷“竟然把受到一个共同敌人的激发而产生的目的一致看作是国际关系的正常模式”。他已经忘记了在同盟国之间要取得一致曾是何等的艰难。卡斯尔雷以为“亲密无间的关系”会导致和谐。基辛格认为这种关系表现了和谐，但不真正导致和谐。由于卡斯尔雷有这样的信念，他认为理应竭力促使同盟国保持密切联系，使涉及到欧洲安全的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共同商讨。然而，准备在今后的七年中在欧洲行使某种权力的“会议制度”，却并没有照着卡斯尔雷的幻想得到发展。英国人近乎没有理解卡斯尔雷心中所想的，他们以为他的目的不过是制作另一种能够用来遏制法国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