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这些谈判完全是徒劳的。拿破仑根本不懂得在某一特定时刻需要作出什么让步。当军事形势对他有利时，他往往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当军事形势对他不利时，他才显出几分愿意适应同盟国的希望，但这时他发现（这是不足为奇的）对方已失去兴趣了。亚历山大始终说得十分清楚，除了一次成功的战役迫使拿破仑屈膝投降、俄国军队胜利地进入巴黎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能使他心满意足的了。亚历山大的这种坚持必须取得完全胜利的主张几乎造成同盟破裂。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奥地利不愿接受“永无止境的进军”的主张。梅特涅担心这种政策可能造成法国权力处于真空状态，但更担心这种战争将导致革命，而革命的结局他是下定决心要加以防止的。基辛格写道：“奥地利害怕别人长驱直入地向巴黎进军比害怕拿破仑的军队还要厉害。”
梅特涅体会到，除了努力在同盟中孤立俄国以外别无他法。这种政策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梅特涅小心谨慎地策划他的行动，正像过去他把自己的身份装扮为一个调停者，而实际上又盼望调停失败时所策划的一样。梅特涅要求沙皇发表一个阐明他的战争目标的声明。亚历山大答复说，他要打下巴黎，召开一个知名人士大会，请他们推选法国的未来统治者。亚历山大声称，大会无论推举谁当候选人，他都不在乎。他准备任命一个俄国总督统治巴黎，由总督负监督选举之责。沙皇认为这些条件是合理的，因为俄国人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在军事上功劳最大。基辛格的评语是“沙皇的建议完全是把自己作为欧洲命运的主宰。”
梅特涅无意赞同这样一个“主宰”。这场战争不是为了给法国建立一个新政府而打的；在他看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国际均势。梅特涅不愿同法国人民协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皇朝的问题。他反对那种认为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通过民众的同意才能取得的想法。假如这种标准普遍适用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皇室就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他向卡斯尔雷明白指出，如果对亚历山大不加约束，奥地利打算退出同盟，并单独媾和。卡斯尔雷的处境是困难的；假如他没有行动的话，他便要承担眼看奥地利退出同盟的风险；假如他强迫亚历山大接受梅特涅的条件，他又要承担冒犯沙皇的风险。第二种风险看来小些。卡斯尔雷答应强迫沙皇在恢复战前边界即所谓“旧疆界”的协议基础上接受停战。
最后，奥地利同意俄国军队在某些条件下继续向巴黎进军。基辛格认为这些谈判是极其重要的，用他的话来说，这些谈判结束了“当人们把永恒友谊的声明看作永恒稳定的保证时所希望的太平时代”。基辛格写道，不仅如此，通过这些谈判还使人们“意识到虽然和平问题没有战争问题那样振奋人心，但是和平问题有其本身的逻辑，而且只有和平问题能辨明各民族所以遭受痛苦的理由”。基辛格说，最重要的结果是，“同盟国已经丢掉了幻想，度过了国家和人们的生活中最痛苦的危机而生存下来。”
有理智的人都会认识到，谈判和平的时机已经降临。拿破仑凭借他那超凡的魅力和武力已取得了他的合法地位，他无法相信他的灾难是由于他自己的处事不当而造成的。他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别人的恶意造成的。在基辛格看来，拿破仑正是由于他自己顽固的傲慢自恃才失败的。梅特涅拼命想控制局势并挽救拿破仑，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基辛格写道：
……当拿破仑在体验权力的极限时特涅则在认识施展权术的限度，因为这些情绪一经激发起来，凭意志的作用是不能把它们排除掉的。如果仅仅因为任何王朝的覆灭对奥地利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象征的话，那么梅特涅除了想对拿破仑的权力加以限制之外，从未有过其他想法。由于梅特涅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所以他现在试图把过去由他代庖的命运颠倒过来，企图要求拿破仑做到他应该知道是办不到的事，即要求拿破仑承认权力的限度。正如在希腊悲剧中，神谕的警告并不足以避开劫数一样，因为仅仅得知警告并非就万事大吉，只有接受了警告才能得救；同样地拿破仑现在不理睬梅特涅的要求，并不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些要求的论据，而是因为他藐视它们。
据基辛格说，革命家“觉得自杀容易投降难”。梅特涅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基辛格写道，梅特涅“像一个恼火的教师一样”，企图使拿破仑恢复现实感。但他失败了。他本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梅特涅是求助于革命家所缺乏的一种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