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写到了“同盟的危机”，他的这一章也许可以加上卡斯尔雷的教育这个副标题。梅特涅是同盟的主要缔造者，现在当同盟因有所成就反而威胁到自身的存在的时候，轮到卡斯尔雷来保卫同盟了。当卡斯尔雷来到欧洲大陆初期，他的行动与其他六位英国政治家中间的任何一个可能表现的一样。但突然间人们要求他去做更多的事。基辛格用一句话指明了他所面临的抉择的严重性，即这些事情对卡斯尔雷的考验比考验他“在逆境中英勇坚持”还要严峻得多。英国正被要求“提出自己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对别人提出的目标作出反应。基辛格写到英国正被要求“对现实作出一种新的解释”。这个“岛屿强国”正被推上世界舞台，而这绝不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地位。英国在参加反对拿破仑“暴政”的战争时争夺的绝不是这样一种地位。基辛格这样写的时候，他几乎肯定想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当他指出那些“岛屿强国”一般总是不愿承认“战争可能由于内在的原因而产生”时，他把他的论点表述得更加清楚了；那些岛屿强国都愿意相信：战争是：“坏人的邪念”引起的。一个“没有满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国”这种概念是非常投合岛国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概念给那种把战争转变为“十字军式的讨伐”，以便惩罚首先挑起战争的邪恶势力的行为提供了决定性的辩解。
当卡斯尔雷离开伦敦时，他的同僚们只是关心一件事——打败拿破仑，让合法的国王路易十八复位。卡斯尔雷自己则怀有另一愿望——在争吵着的盟国之间充任一个调解者。当基辛格写到下面这一句话时，他无法抑制他的嘲讽：“假如战争是由于恶意造成的，那么善意岂不就可提供补救的办法。”这似乎是很容易办到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拿破仑强盛时，同盟国之间的团结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但当拿破仑摇摇欲坠、每个国家只顾及自身的前途时，同盟就难以维持了。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到每个国家认为自己能单独对付时，那样同盟便要受到最坚决的成员国的摆布了。在一年之前，当奥地利军队对同盟说来是必不可少时，梅特涅的外交才能曾受到普遍的赞扬，但是那种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了。沙皇认为，他可以独自打败法国军队了；他同奥地利的合作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必不可少了。他认为同拿破仑进行和谈就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沙皇指出，推翻这个法国皇帝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战争中打败他。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亚历山大已经抓住了一般称为“共同努力”的合法原则。沙皇用了一句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成语；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战争有它自己的合法性，那就是胜利，而不是和平”。当梅特涅提出在和谈上再作一次努力时，他只不过激起了别人的猜忌而已。很少有人会赞同这种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使人无法解释的懦弱表现。基辛格说：“在胜利时刻表现适可而止，这只有后代人才会赞赏，当代人是很少会赏识的，因为对当代人来说，适可而止容易被看作是不必要的投降。”
梅特涅所作的种种细致区分，对于英国人来说不可能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梅特涅所坚持的区分抓住了事件的要害。梅特涅与亚历山大在关于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哪些条件这一基本问题上争吵起来。沙皇认为，假如能把战争转变为对拿破仑进行道义上的讨伐，并且，假如同盟国一如既往地彼此忠诚，那么就万事大吉了。梅特涅认为，这些不足以成为一个稳定秩序的保证。他坚持要有一个直截了当地阐述战争目标的声明，认为有了这样的声明才能保证新的均势，他并反对亚历山大提名瑞典王储、前元帅贝纳多德接替法国皇位。鉴于存在这些分歧，鉴于拿破仑的力量已被削弱，同盟国是否还能团结一致就成问题了。对法国皇帝的恐惧不再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而又没有替代它的东西。许多事情都得靠卡斯尔雷了；假如他狭隘地设想英国的利益，而且想的只是英国的利益，就像他的许多在下议院的同僚那样，那么俄国变成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有支配力量的大国，就完全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假如他对英国的利益有着远大的目光，下决心大力帮助梅特涅，照基辛格看来，卡斯尔雷就能够为正在实现中的欧洲稳定均势提供更多的机会。卡斯尔雷同梅特涅私下会谈了几次，就同盟的前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几次会谈表明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各人都知道他们在许多地方还得相互依靠，并且，都开始想到，向对方作出若干让步应是明智的举动。虽然卡斯尔雷明确表示支持波旁王朝复辟，认为这是使法国不再出现动乱的最大保证，但他还是愿意支持梅特涅的计划，同拿破仑进行最后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