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奉行任何政策，也不相信抉择政策仅仅依靠个别领袖的意志。实际上，奥地利的选择机会是非常少的；从来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有很多的选择机会。外交手腕就表现在如何在少数几个可供选择的机会中作出明智的抉择。奥地利是力图在民族主义时代中生存下去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它的政治家们知道，他们决不能指望得到舆论的支持。外交是奥地利的合适武器，但怎样运用这个武器，却并非人人精通。梅特涅是知道的，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策划，明确目标之后才着手实现，同时谋求取得尽可能广泛的道义上的赞助。他正确地估计了他的对手的意图，因而得到了成功；他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同盟国；他能够完成使“奥地利国内的合法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原则”等同起来的特大功绩。他使国际体系接受了一整套适合于奥地利的原则。
当新的同盟正在建立的时候，奥地利处心积虑地不让英国在谈判中充任主要角色。这只会增加英国对奥地利的猜疑。梅特涅深知他自己所干的意味着什么。他不相信英国能理解或支持奥地利寻求温和的和平条件。假如英国干预的话，英国大概会拆穿梅特涅的把戏。因此，最好还是把英国排除在外。基辛格写道：“一个从未遭受灾难的大国要理解一种由于预感到大祸将临而奉行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条件不那么优越的一个盟国试图两方下注以避免风险的话，在这样一个大国看来，这不免是耍弄没出息的小聪明必然产生的结果。”英国决不会支持奥地利所力图完成的事业。就英国人来说，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都是简单的。如同基辛格所说，这个“岛屿强国”的边界是稳固的，只不过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像马基雅弗利那样过于玩弄权术，要求它们根据军事形势的需要而行事罢了。奥地利的义务是很明确的——它应立即参战，并且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把拿破仑推翻。基辛格写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对英国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对奥地利来说，就毫无意义了。英国的立场，表面上光明正大，直率而果断，但事实上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外交选择。正如基辛格所说，“一个完全受到义务约束的大国是没有谈判地位的。”
卡斯尔雷认为奥地利“优柔寡断”，正当他为此而悲叹之时，梅特涅却全面施展了他惯常的狡猾手法。他已看到战争之后总有一天要谈判和平。尽管梅特涅理解英国唯一关心是在于防止一个大国独霸欧洲大陆，但是他不认为奥地利应该单单注意这个问题，而把所有其他问题撇开不管。他已开始思考在同盟国胜利以后俄国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卡斯尔雷的目光盯住拿破仑这个唯一敌人，以为欧洲的各种问题将会由于拿破仑的溃败而结束。梅特涅则比他精明，他一方面绝不忘掉拿破仑，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沙皇亚历山大极为提防。俄国人深入欧洲心脏地区的前景使梅特涅充满着不祥的预感。假如俄国把普鲁士希望得到的波兰领土抢到手，其后果对奥地利来说，将是很危险的。普鲁士在东欧受到挫折之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一个主要强国是符合它自己利益的。否则，普鲁士在东面失去了可以防御的边疆之后，也许很容易陷于俄国的势力之下。这两种状况都无法使梅特涅欢喜。
对比之下，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观点是不多的，并且是简单的：欧洲大陆遭到了拿破仑的严重蹂躏；欧洲大陆最迫切的愿望是从拿破仑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实现。如果拿破仑被打败了，欧洲就能重新和平。卡斯尔雷不愿相信俄国（或者任何其他同盟国）还能怀有其他的目的。法国，这个和平的扰乱者，必须在军事上予以镇压；这一点似乎就是英国最充分的政策目标了。卡斯尔雷相信，俄国是一个“已经得到满足的”大国，而和平的关键在于英俄之间的合作。只是当卡斯尔雷来到了欧洲大陆，对欧洲政治开始有更多的了解之后，他才开始怀疑：他在威斯敏斯特那么信心十足地发表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他渐渐地但是明显地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他认为没有解决的、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奥地利难道不比俄国更热衷于恢复欧洲均势吗？卡斯尔雷没有完全放弃他对奥地利的某些残留的猜忌，但是他已开始怀疑自己的猜忌是否真有道理了。与此同时，卡斯尔雷在国内的许多同僚依然像过去一样怀有猜忌，这些人由于对反法同盟政策有疑虑才派卡斯尔雷到国外去的。他们只关心两件事：打败法国；把安特卫普赏给一个友好的大国。至于那些遥远的地方，无论是意大利、德意志或者波兰，对一个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屏障的国家并不构成威胁，他们则表示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