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坚持说他的唯一目的是充当调停者，他的唯一兴趣在于和平，因而他成功地消除了拿破仑的疑虑。这个法国皇帝对于奥地利的诚意信以为真。他认为，一个父亲要与他女儿的丈夫作战，似乎是不能想像的。拿破仑对于君王的习性显然很不了解。然而，更严重的错误是拿破仑看不到与同盟国发生一次新的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按照基辛格所说，拿破仑有三个幻想：第一，他会迅速打败同盟国，从而使同盟很快瓦解；第二，什么时候他要同俄国议和，完全可由他决定；最后，虽然不能绝对指望奥地利的支援，但奥地利人保持中立却是大有希望的。拿破仑的这三点，算盘全打错了。梅特涅一本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仅仅是一个调停者，继续迫使所有交战国停战。这些交战国谁也不完全理解他的用意。连奥地利皇帝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知道梅特涅的意图；同盟国方面则因为情况了解得更少而抱有怀疑的态度。
如果说他们最后终究同意了停战，那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可能从停战中得到好处。在这一点上获得成功之后，梅特涅继续进逼，他推出了他称之为合理的和平条件。同盟国方面进行了抵制，他们提出，梅特涅的条件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而他们自己正是为了这种安全才进行战斗的。他们不知道梅特涅正在玩弄什么花招，所以他们希望要求更好的条件。梅特涅认为，拿破仑对任何条件都会一概拒绝的。因此，向拿破仑提出宽厚的条件不存在危险。拿破仑肯定不会理睬这种和平建议，而这将可证明他是不妥协的。梅特涅胸有成竹；正如基辛格所说，当“同盟国正在陈述他们的和平条件”时，他却“在精心寻找一个战争的理由”。
基辛格利用这段插曲来说明一个他认为同更有普遍意义的一些谈判有关联的原理。他的兴趣不仅仅在于梅特涅一度用来对付拿破仑的那个策略。基辛格进而把两种谈判进行了对比：一种谈判是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进行的，各国都接受同样的规则，另一种谈判则涉及一个革命的强国，这个强国的主要兴趣在于改变那些规则。基辛格的意思是，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由于有希望达成协议，提出最高要求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谈判过程中，这些最高要求必然会被削减下来。然而，当对手是一个革命国家而且人们知道达成协议的希望极少时，那么以提出适度的条件为宜。这些适度的条件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而提出这些条件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则会被称赞为有温和忍让的风度。基辛格实际上就是说，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要求是认真地提出来的，同时，希望就这些要求进行谈判。当谈判牵涉到一个革命国家时，要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人们并不指望对方会认真对待这些要求。
基辛格看出梅特涅的所作所为带有某种危险性。假如拿破仑真是一个圆通机变的人，假如他看清了梅特涅所玩的花招，他可能会抓住并接受梅特涅所提出的条件。但梅特涅无须担忧，基辛格是这样解释的：“认为外交中竟也存在着完美的灵活性，那是外行人的幻想。”基辛格写道，如果拿破仑能改弦更张，那他就不再是拿破仑了。梅特涅的要求不只是割让某些领土，他还要求拿破仑不再支持革命的政策。拿破仑决不会答应这些要求。基辛格写道，最后，拿破仑被摧毁了，因为他未能认识到事物的极限。梅特涅希望他犯的错误，他都犯了。
梅特涅的目的达到了；他让世人看到拿破仑的目的是战争，不是和平，即使给以最优惠的条件，拿破仑也是不愿考虑的。一个新的反对拿破仑的同盟便组成了。原先是法国盟国的奥地利变成了法国的敌人。整个外交活动完美无缺得甚至连拿破仑也不能诉说奥地利违背了它的条约义务。在基辛格看来，这一项成就是了不起的。梅特涅的下一个问题是要懂得怎样对待他的新盟国。
沙皇要把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转变成为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奥地利不同意这样的战争。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梅特涅坚持认为这应当是一场“为了求得均势的内阁战争”。这是唯一的一种符合奥地利利益的战争。基辛格写道：“哲学家可能对这种政策的道德性提出非难，但是政治家却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从中得益。”一个像奥地利那样的多民族国家不能打民族战争，一个像奥地利那样财政枯竭的国家不能进行长期战争。由于奥地利的生存“依靠对极限的认识，依靠条约的神圣性以及依靠制度的合法性”，梅特涅坚决主张一种不危及这些有利因素的结盟政策。奥地利国家缺乏一个坚实的民众基础，因此只能靠外交来争取本国的生存。梅特涅选择了一种对他来说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而且使用得当。